知识分子存在焦虑情绪 中共应该积极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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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随着中国政治意识形态的方向性调整,舆论导向日益强调中共领导,言论环境逐渐收紧。日前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中国各高校集中修改大学章程,强调“党的领导”,删除“自由”、“独立”等相关价值表述,更凸显中国的教育、学术空间集体收缩。作为对自由最敏感、最渴望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是这一波环境变迁的直接承受者,其内心难免存在一股焦虑情绪。

当然这种焦虑情绪有历史因素的影响,五六十年前毛泽东时代的中共曾错估国内形势,接连发动反右、“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对知识分子造成严重伤害。改革开放后,中国发生巨大变化,逐渐崛起为一个开放多元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今天中国的舆论、学术环境已经有很大进步,与毛时代有根本性分别,但因为毛时代才过去几十年,今天再发生公共舆论收紧,哪怕有其内在逻辑,都难免会唤起一些知识分子尤其是自由派学者的历史忧虑。从未来层面看则有另一种思考,因为抛开各种附加的意识形态不谈,基本的自由是文化、学术发展的命脉,自由受到限制,中国文化如何走向现代复兴,会不会经历更多坎坷,这也可能给有“使命感”的知识分子带来焦虑情绪。

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政策,中国文化才能实现现代复兴。图为习近平与知识分子会谈。(新华社)

知识分子的焦虑其来有自

不必讳言,中国今天的政治环境正在经历新的变革,党(中共)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再一次得到历史性强化。曾经在中国舆论环境中被人们谈论的“党政分离”,已经被当作不合适的理念,新时代下的“党政紧密结合”已经向人们走来,并开始逐渐改变中国人的生活、工作环境。

中共十八大以来,加强党的领导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社会变革的主轴。习近平曾鲜明提出,“党政军民学,东南西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在这一社会大势下,中国舆论、教育、文化领域也不可避免,逐渐强化党的领导。马列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始抢占舆论和思想阵地,“文革”改革开放后中国人逐渐接受的自由、民主等现代价值观不可避免遭到限缩和掣肘。

网上传闻,早在2013年中共曾下发“七不讲”文件,要求高校教师不能讲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党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和司法独立。这个传闻的真假尚不得而知,但倘若如此,显然与许多知识分子对中国政治社会发展的期望方向存在结构性冲撞。

世所共知,知识分子就是喜欢发发牢骚,针砭时弊,不然有违知识分子的秉性和良知。他们看到问题,对社会发出批评和警告,这也是知识的价值所在。不过,在新的政治形势下,中共对媒体的领导逐步加强,供知识分子发声的自由派媒体如《炎黄春秋》、共识网等被整改、关闭,网络大V被噤声,对自媒体的管控空前加强,知识分子能够直抒胸臆的平台和管道也随之大幅减少。

在此局面下,知识分子想象以前一样比较自由的言论、批评,已经不太可能。更让知识分子沮丧的是,在大学校园发表观点也不安全,因为已经发生多起学生举报老师的事件。厦门大学、清华大学、重庆师范大学等高校都有教授被学生举报,只因他们在课堂上讲了不符合官方观点的言论,一些教授因此被停课、解聘,甚至开除。这样有悖道德和学术精神的事,已经在中国发生几十起。

最近大学章程的修改,加强中共“党的领导”成为主流方向,知识分子的自由空间再被压缩。向来倡导 “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复旦大学,在新修改的大学章程中甚至完全去除了“独立、自由”文字。如旧章程中涉及“师生依法独立自主开展学术研究”,“法规和学校章程独立自主办学”,“支持校长独立负责地行使职权”等条目中的“独立”均被删去。

当然,独立和自由从来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独立和自由,都是依存于某种环境。具体到今天中国,独立和自由不能脱离于法律和社会主义国家制度。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大学对于自由主义有一种过度迷思和意识形态化认知。在这种情势下,基于国家稳定发展所需,为了达成思想认知领域基本的重叠共识,抗衡外部学术霸权,中共在近年来政治意识形态整体变化之际修改大学章程自有其内在政治逻辑。而且这一轮大学章程修改也并不只有强化“党的领导”、社会主义的内容,也有不少针对一些大学管理问题的纠正,有其必要性。

但因为过去几年发生了不少类似事情,公共舆论管控的持续收紧,以至于在历来视自由为禁脔的知识分子心中造成叠加效应,导致知识界普遍感到压抑和焦虑。毕竟,独立、自由是文化、学术的灵魂,也是知识分子为人处世的灵魂。连相对保守的《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都多次呼吁给知识一点自由的空间,可见近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内心之焦虑。

大学是培养知识分子的重地,需要自由、开放的包容环境。(VCG)

百花齐放 中共应给知识分子一定自由空间

早在毛泽东时代,中共就提出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观点,这是十分值得肯定的文艺思想,因为它完全符合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如人类文明史所呈现,只有在自由、开放的时代,人类的文化思想知识才能迎来大爆发的黄金时代。

中国历史上有三次文化繁荣时代,最早是春秋战国时代,孔子、老子、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一大批思想先贤纷纷诞生,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的文化根基。第二次是两宋时代(主要是北宋),范仲淹、欧阳修、苏轼、苏辙、周敦颐、张载、司马光、王安石、程颢、程颐、黄庭坚、米芾、朱熹、陆九渊等又一大批文化思想先贤同时诞生,奠定了中国近一千年的文化方向。第三次是民国时代,王国维、梁启超、胡适、鲁迅、傅斯年、陈寅恪、钱穆、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徐志摩、沈从文、齐白石、张大千等等文化大师,奠定了现代中国文化的基础。

纵观以上三个时代,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尊重知识,思想自由,开放多元。只有自由和开放才能碰撞出思想的火花,孕育出文化创新的幼苗,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中共要创造新时代的文化繁荣,实现中国的现代复兴,也必须吸取毛泽东时代晚期的教训,知行合一的践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给中国知识分子创造一定的自由、宽容的创作环境。

内心焦虑的知识分子不符合中国文化繁荣的需要,要让他们对新时代有信心、有希望,安心踏实的进行文化创造。中共在加强党的领导的同时,也需要像此前回应民营企业家的焦虑一样,积极重视回应知识分子的焦虑。毕竟,知识分子尽管可能有时候过于理想主义,但他们初心是为了推动国家进步,他们是一个民族和国家持续进步的宝贵财富。中共当年也是一群知识分子创立,后来的发展、壮大和施政,更是离不开知识分子的作用。尽最大可能平复知识分子的不安和焦虑,团结知识分子,既可以检验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又是国家长远发展所需。

自由、民主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党的领导”不必然与“自由、民主”相互矛盾,中国也要创造中国自己的自由、民主,给人民充分的自由发展空间。所以,中共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承诺保障知识分子独立、自由的发展环境,促使他们积极参与中国的现代复兴,为中国再一次迎来文化繁荣的新时代,添砖加瓦,积极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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