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焚书事件 唤起文革记忆的“低级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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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一则关于中国甘肃省镇原县图书馆焚书的报道,引发网络热议和一片诟病,甚至有人将此举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和文化大革命时的“焚书”联系起来。尽管随后当地政府对焚书事件的当事人进行调查处理,并向社会道歉,但在近年中国政治向社会主义传统价值观回归,言论管控和书籍出版审查收紧的背景下,这一唤起历史记忆的焚书事件,仍触动了无数中国知识分子的敏感神经,造成了极为负面的观感。

文革时期,红卫兵曾焚毁大量包括宗教书籍在内的传统典籍。(VCG)

12月8日,一篇题为《镇原县图书馆组织开展馆藏出版物清查下架和集中销毁活动》的文章在网络间流传。该文是甘肃省镇原县图书馆在10月23日发布于镇原县政府官网的通告,称“为充分发挥图书馆在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主阵地作用,近期,镇原县图书馆组织对馆藏资源中社会捐赠的非法出版物、宗教类出版物,特别是对含有倾向性的文章书籍、图片书刊和影像资料等内容进行了全面清查下架和迅速销毁。”报道还称,“经组织清查,镇原县图书馆迅速下架清理出的成人阅览室、地方文献室等涉倾向性书籍65册,并于10月22日上午组织人员集中当场销毁。”该报道的图片显示,焚书现场由两名女性在镇原县图书馆门口焚烧。报道称,“本次焚烧活动由镇原县文旅局分管领导亲自到馆督查。”

此后,尽管镇原县图书馆的这一官宣报道已在官网删除,官方也已对相关人员进行了问责,但由此事引发的争议还是延烧了一段时间。12月8日北京媒体《新京报》就此发表题为《图书馆“焚书”,要经得起文明和法律审视》的评论文章,强调图书馆“焚书”要经得起文明和法律的审视,而焚烧宗教类出版物违反了《宗教管理条例》等法规。当然,中国这次焚书事件,不过是地方上县一级图书馆的个别行为,还远没有也不可能变为一种大范围的普遍行为,更不代表中国政府的意志。但人们持续的关注无疑反映出内心的担忧。

人们担忧的首先是公开烧毁图书的方式。即便是非法图书,销毁的方式千万种,为何偏偏采取这种容易唤起世人负面历史记忆的公开就地焚烧方式,而且还拍摄照片进行宣传,透露出的是一种对文化的粗暴和专断,超出了社会所能够接受的范围。

其次,哪些书需要被销毁,是否有明确的标准?根据报道,涉事图书馆是对馆藏资源中社会捐赠的非法出版物、宗教类出版物,特别是对含有倾向性的文章书籍、图片书刊和影像资料等内容进行了全面清查下架和迅速销毁。

但宗教类出版物为何成为必须“下架和迅速销毁”的书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宗教管理条例》,出版公开发行的宗教出版物,只要不含有如破坏信教公民与不信教公民和睦相处的、宣扬宗教极端主义的等内容,就是合理合法的。而“含有倾向性的文章书籍、图片书刊和影像资料”必须被下架和销毁的标准又何在?在未有回应社会疑虑的情况下,这种粗暴的措施无疑会激起人们的愤怒,唤起颇为负面的记忆。

这同时引发人们对近期中国教育部的一份文件《关于开展全国中小学图书馆图书审查清理专项行动的通知》的疑虑。该文件提出在全国中小学图书馆开展图书审查清理专项行动,将“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污蔑、丑化党和国家领导人和英模人物,戏说党史、国史、军史的图书”,均列为非法图书;将“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存在偏差的”、“宣扬宗教教理、教义和教规的”,列为不适宜中小学生阅读的图书,均要求清查。

教育部文件明确的范围是中小学校,而非县办的图书馆,二者不是一回事,但其中涉及的内容确有不少重合之处,尤其是涉事图书馆也是打着“发挥图书馆在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主阵地作用”的旗号,督导官员也说道要站在强化“四个意识”、“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将这次图书清理政治化,更是引起人们的深层焦虑。

12月9日镇原县政府网站发布公告称,县图书馆个别工作人员未按照规定对“盗版非法出版物”进行“封存和集中销毁”,对其公开焚烧图书的行为进行严厉批评和调查追责,但也突然改口强调清理的是“非法盗版出版物”。

对此人们有两个疑虑,一是“有倾向性的”、“不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判断标准何在,二是该回应固然否认了公开焚烧图书的行为,但理由是未按照规定进行“封存和集中销毁”,那么当地官方规定的“集中销毁”又是什么意思,是否经得起法律与文明的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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