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抹黑中国文化自信 从抵制圣诞节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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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抵制圣诞节”的舆论风潮,似乎已经成为每年岁末的保留节目。2019年接近尾声,随着西方世界最为重要的节日之一——圣诞节的到来,类似戏码又如期上演,中国一些地方再次下达抵制洋节的荒谬禁令,在舆论场中引发热议,也触动了很多人的敏感神经。

当然,今年的声势,可能不能与往年相比。中国社会类似的“抵制圣诞节”的话题,曾在2017年和2008年爆发过。2017年年末在西方圣诞节前夕,北京当局禁止中共党员过圣诞节的消息惊世而出。一些地方政府和高校发出通知,严禁党政机关和高校以及中共党员参与西方宗教节日狂欢活动,包括“平安夜”、“圣诞节”等。

在中国一些地方的官方思维中,圣诞节是西方文化入侵的符号化象征。(VCG)

2018年圣诞节,在中国网上又看到抵制圣诞节的活动,并曝出了一些官方的文件。在距离中国首都北京不远的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要求在12月24日圣诞节前夕禁止在繁华路段进行各种摆摊设点、占道经营及各种形式的商业促销活动等行为。而在河北省另一个重要城市廊坊,官方在一份名为《关于做好圣诞节期间执法监管工作的通知》中称,取缔沿街摆放的圣诞树、圣诞老人等相关物品,清理沿街商铺设置的相关橱窗贴画、布标条幅、灯箱广告等,全面管控利用公园等公共区域开展宗教宣传活动……

对此,一向热衷对热点事件发表评论的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表示,自己作为中共党员,从没收到过来自官方的圣诞节禁令。胡锡进又说,“中国抵制圣诞节”之说子虚乌有。这有些偷换概念的意味,一些地方对圣诞节的抵制是客观事实。当然,扩大到全中国也有失公允。“不能因为有个别人主张抵制圣诞节,就上纲上线。”他还晒出了《人民日报》总部食堂内的圣诞树照片。

中国央视前主持人崔永元当年12月25日在其微博指出:“我这种年龄的人,大多对圣诞节无感。既不会放圣诞树,也不会买圣诞礼物。别人过,我也是看看而已。看人们愉快,我也愉快。但我厌恶那些抵制过圣诞节的极端情绪和行为。”这可能是很多中国人的真实感受。

作为西方文化的舶来品,圣诞节在中国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受到推崇,抑或是遭到抵制的。翻看中国历史,作为中国开放较早的港口城市,上海一直是西方文化传入中国的前沿阵地。欧美国家最为流行的节日——圣诞节,被开埠后定居上海的外国侨民带入上海,并由此推至全国,掀开了它进入华人世界的序幕。这是中国西学东渐的一部分。

华东师范大学刘芳在《制造圣诞》一文中说,从清末上海开埠到20世纪早期,人们还处于对耶稣圣诞节的观察阶段。上海人通过观察租界里洋人放假、装饰及弥撒等节日习俗,对耶稣圣诞节有所了解。但是了解过程中也有偏差谬误,例如将圣诞节误称为“外国冬至”。20世纪30年代以后,圣诞节俨然成为上海这样的“洋气”城市的一个常规的节日,形成了以逛百货、通宵跳舞、吃大菜为主的娱乐狂欢活动。

2017年12月,长沙高校学子着汉服举标语“抵制圣诞节”。(VCG)

查阅1946年到1948年的《申报》、《新民报(晚刊)》后,即便在那个动荡的旧上海,圣诞节、元旦前后几天,报纸上各种相关的消息满天飞,诸如:《酣舞高歌圣诞节,几家欢乐几家愁》、《维也纳舞宫恭祝圣诞,狂欢通宵》、《呢绒袍料,华贵西装,圣诞特价》、《大东跳舞场恭祝圣诞,高尚娱乐,诸君请早光临》、《迎1948年,圣诞夜严寒,路有冻死骨》等等。

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一方面因为中国社会积贫积弱、物质匮乏,另一方面也源于意识形态上的对抗,圣诞节这个“洋节”不再为中国社会所容纳,即便如上海般“洋气”的大都市。事实上,从革命年代走过来的中国社会,很多人可能还不知道圣诞节为何物。过圣诞节也只存在于基督教和天主教信众的小圈子。在“文革”时期,中国人甚至还曾抵制过春节——中国传统节日中最大的一个节日。从1967年开始,春节这个中国最盛大、最重要的节日消失了整整13年。直到1979年,才把春节“从革命历史的垃圾堆里面捞回来”。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国门的再次打开,圣诞节也重新回归中国社会视野。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物质文明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从20世纪90年代起开始,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过圣诞节。但有别于西方传统宗教意义上的圣诞节,中国的圣诞节被赋予中国特色,而且还产生了一个“中国式圣诞节”专有名词。

在中国,圣诞节只是一种狂欢,更多的是购物节和消费节。看电影、搞促销、大酬宾、大甩卖……确切来说,这是一种商业的狂欢。无论是否有意为之,“中国式圣诞节”都淡化了这个节日的宗教内涵。 从某种意义上说,圣诞节在中国变得越流行,其具有的基督教特性就越少。这也是为什么当“抵制圣诞节”舆论潮起时,很多人嗤之以鼻。中国社会学者、深圳大学特聘教授丁学良认为,很多年轻人仅将圣诞节当作一个狂欢的机会,而非一个宗教节日。因此,不应将圣诞节与中国传统节日相对立。他认为,一些年轻人看上去更热衷“洋节”的原因,是中国的快速发展导致“支撑中国传统节日的社会经济要素消失”。

很多人认为,“抵制圣诞节”是习近平时代的产物。事实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其他名校的10名博士后2006年圣诞节前夕就曾发公开信,请求中国民众抵制圣诞节,抵抗外国软实力的入侵。诚然,中国进入习近平时代,开始从意识形态上对传统加以重新定位,将传统文化视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源进行挖掘、复兴。具体表现在,更加推崇中国传统文化,更加倡导文化自信,更加鼓励和弘扬传统节日。但这并不意味中国就真的抵制圣诞节了。

据说,所谓“抵制圣诞节”的禁令,源于中共2017年公布的一份文件——《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 ,这份文件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其意识提倡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其中,有关节日的内容是:深入开展“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实施中国传统节日振兴工程,丰富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阳等传统节日文化内涵,形成新的节日习俗。

但上述文件只字未提要抵制西方节日。这在一些地方却“走偏了”,不仅推崇传统节日,还上升为抵制“洋节”。中国多地发布针对圣诞节禁令,更多的是地方政府揣测上意“低级红”行为,这其实是对中国执政者所倡导的“文化自信”抹黑。这里面有太多的非此即彼的革命意识,这种意识,在中共十八大之后开始呈现蔓延之势。也让西方社会抓住了“把柄”,因此每到这个时候,中国社会“抵制圣诞节”就会成为西方媒体热炒的话题。

正如胡锡进所言,中国文化重新强势崛起时间还比较短,此时中国社会多倡导一些传统节日,官方对“洋节”保持距离,不主动推圣诞节,无可厚非。中共党员被要求严格些,更是正常的。多倡导过传统节日可以理解,不主动推“洋节”也无可厚非,但发通知下禁令,就显然是庸政懒政的做法。在观察家看来,这些做法不仅失当,而且还落下口实,这不是文化自信的表现。显然,中国不应该因此背负所谓“抵制圣诞节”的“坏名声”。

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的包容性,已经创造出来中国特色的圣诞节——这是中华文化的强大之处,完全没必要将之妖魔化,甚至视为西方文化入侵的象征。当然,也没必要将一些地方所谓的“抵制圣诞节”荒谬做法,上纲上线到是整个中国社会集体行为。因为,这既不符合事实,也不是中国社会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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