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CN】习近平的历史挑战:民族复兴与“第五个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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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挑战林林总总,但历史性挑战只有两个,第一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第二是实现中国政治现代化,也即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第五个现代化”。

沉重的包袱

说到共产党治国理政,大部分台港和西方“自由社会”的人都会忍不住摇头。其中原因,除了无法认同共产党的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以及西方“自由世界”和“共产世界”之间数十年的敌对渲染,还有一个说来共产党都气短的原因,就是历史上共产党国家的治理能力确实无法令人满意,给这些国家和人民在生命、财产上带来过巨大损失。

世界上所有出现过的共产党国家,虽然无一例外地都将马克思主义(Marxism)当成《圣经》,把马克思放到了神主牌位置,但在政治实践中,都无一例外地把列宁主义(Leninism),甚至是斯大林(Joseph Stalin)那一套高压专政模式奉为圭臬。因此,观诸世界各主要共产党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崇尚国家暴力与高压专制,都为政治路线差异和权力集中进行过大规模政治清洗,都因为对意识形态充满浪漫主义的乌托邦想像而脱离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搞出过大范围的严重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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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共产党政权在国家治理上也谈不上法治。毛泽东就曾坦率说自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共产党将“党领导人民革命和建设国家”的过程,定义为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压制,将这种国家治理形式定义为“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何为“专政”?列宁曾赤裸裸定义“专政的定义就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直接依靠暴力的政权”。列宁主义不仅将政权放到了所有法律体系之上,在国家治理上也主张抛开所有法律体系,直接用国家暴力对待非属于本阶级的社会群体。更糟糕的是,这个专政对象的认定,又掌握在执政党甚至某些领导人个人手里,因此在政治实践中,出于政治路线与权力斗争需要,甚至是某些领导人个人好恶,随意将某些群体或个人归为“阶级敌人”,遂行暴力镇压与肉体消灭,使得政权的暴力属性非常鲜明。斯大林和红色高棉就将这种国家政权的暴力属性发挥到了极致,毛泽东时代也经常犯各种政治运动“扩大化”的错误。

进入现代社会,随着现代政治文化和人文精神的熏陶,也可能是阶级敌人已经被消灭得差不多了,共产党的暴力偏好和原来相比有所缓解,但专制与暴力文化已近渗透到其政治基因,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而共产党国家普遍采用的单一制中央集权模式,又使得上级部门与官僚不仅掌握着多数国家与社会资源,还掌握着下级官僚的前途与命运。这样一来,上级官僚就存在着脱离群众的风险,而下级官僚则因此而形成了“对上不对下”的政治文化,为保官帽,经常宁左勿右,把上级要求层层加码向下传导,使得基层不堪重负,习惯于搞“一刀切”的运动式治理,文件治国或批示治国,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严重,社会为此付出了巨大成本。

除此之外,致力于消灭“阶级差异”的共产党政权还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即在长期的执政过程中,因为失去了自我革命的勇气,加上对自身监督不力,一些人开始腐化堕落。大部分官员和政府职员则因为掌握着社会宏观财产资源的分配权力,而依托执政党和政府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新的、实质上在各方面已经普遍优越于一般民众的职业群体。随着这个新阶级的形成与不断巩固扩大,阶层之间的歧视与冲突,尤其是共产党脱离群众的风险在不断上升。

共产党身上的这些毛病,在实行资本主义和宪政民主的台港和西方社会也好不到哪里。譬如阶级问题,共产党国家正在隐约浮现出新的阶级与阶级对立问题,台港与西方社会就没有这个问题吗?如果没有,正在香港发生的骚乱,在法国发生的黄背心运动,在南美国家智利发生的暴乱,在美国发生过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在台湾发生过的太阳花运动是怎么回事?这些社会冲突的表象五花八门,招致冲突爆发的直接原因各个不同,但在本质上,反映的都是基于经济与政治利益分配与对立的阶级问题。列宁和毛泽东,虽然在阶级问题上被普遍认为太过激进,在建政后制造了很多不必要的国家暴力,但他们都看到了问题本质。事实上,马克思的政治理论学说,以及以马克思为指导掀起的世界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建基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问题,如果资本主义社会没有严重的阶级问题,根本就产生不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来源于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的洞见。(AFP)

另外,在国家暴力上,资本主义国家发家致富的过程,也无一不是伴随着暴力与杀戮。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从头到尾都伴随着最血腥的暴力冲突。在资本主义和宪政民主的最早发源地英国,“羊吃人”的圈地运动为资本原始积累攒下了第一桶金。之后,在工业革命中崛起并掌权的英国资产阶级又靠炮舰和鸦片征服世界,将大英帝国的富庶与荣耀建立在殖民地人民的生命和血泪上。美国的崛起过程也血债累累,在美利坚国家霸权的底层,躺满了印第安人、黑奴和华工的尸骨,美国的领土扩张过程,就是北美大陆原住民被屠杀、土地和财富被抢夺的过程。日本明治维新崛起后也向周边扩张侵略,给周边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与耻辱记忆。就算在自认为被日本“善待”了的台湾,在日本殖民的前三十年过程内,也屠杀了超过四十万人,几乎所有有血性、敢反抗的台湾人都被日本屠杀殆尽。中国内战失败后退守台湾的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和共产主义一点边都沾不上,完全是一个脱胎于江浙资产阶级和买办势力的资产阶级政党,在退守台湾后因为统治正当性需要还自称为“自由中国”,不是也制造了令很多台湾人今天想来仍心有余悸、说起来还恨得咬牙切齿的“白色恐怖”统治?

所以,在国家的本质及国家治理的最根本问题上,“自由世界”和“共产世界”是乌鸦落在猪身上,谁也没资格说对方黑。“自由世界”近一百年来所以能嘲笑“共产世界”,主要是后者还处在制度初创期,仍在以愚蠢乃至赤裸裸的暴力方式进行国家治理,而且有些重要的共产党国家,比如苏联和南斯拉夫等,还在和西方的制度对决中失败解体了。现在的社会主义国家相对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又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还普遍比较落后,国家治理上还普遍落后,因此不幸成为了西方对比和嘲弄的对象。

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随着自由主义退潮,欧美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继陷入困境,而中国在经济上一枝独秀,政治上高度稳定,人们开始关注中国经验,一些进行制度研究的专家学者也开始认识到这种制度的国家和民族文化适用性。但总体来说,因为各种历史及现实原因,还是无法接受这种制度所代表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在此过程中,因为这种制度的上述各种内在弊病,也制造了很多不可思议的恶劣个案,严重影响了外界观感。

而资本主义和宪政民主则已经运行了三四百年,各方面已经高度成熟,在制度设计上,通过引入选举民主和宪政机制实现了权力和平更迭;在公民权利上,通过开放式的选举制度和言论机制满足了民众政治参与以及对政党、政治人物的监督。虽然今天的资本主义体系还存在着根本性问题,但技术进步和国家在经济与分配领域的宏观介入,在很大程度上减缓和弱化了矛盾爆发。

另一方面,人类都有选择性记忆的通病,随着血腥与暴力掠夺的记忆日久远去,留下了的都是资本主义与“自由世界”的美好剪影,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法治等,这些代表着人类社会美好价值追求的名词,不仅成为台港及西方制度的象征,就算是在“共产世界”内部也极具诱惑力。甚至共产党中国,在习近平上任之后,也推出了32字的“核心价值观”,将所有这些好听的名词一网打尽。

毛泽东魅影

然而我们知道,习近平虽然将这些名词一网打尽,写入了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价值观”,但他要在中国搞的自由、民主、平等、法治,和台港及西方“自由世界”所熟悉的,以及中国自由派所期望的概念完全是两回事,二者之间无论在内容实质上,还是展现形式上,都有着本质差异。

习近平永远不可能在中国搞自由资本主义,他因此在所有这些名词前面加了一个前置定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就是说,这些概念在中国落地,必须满足两个前提,即“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这两个前提一点都不能动摇。2018年,习近平修改中国宪法,将中共“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写入宪法;2019年10月,在中美贸易战和香港骚乱背景下,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召开,习近平又为中共治国理政总结出了13个“显著优势”,提出了13个“坚持与巩固”,彻底断了中国自由派及台港与西方社会对中国政治发展已所剩不多的幻想。

为什么习近平对社会主义具有如此强烈的执念,一定不会在中国搞自由资本主义?原因无非有三个。

第一,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和社会主义所倡导的价值观念能够内在契合。和西方政治发轫于古希腊、古雅典的原始城邦制文化不一样,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是个单一制中央集权威权主义国家,国家治理讲究秩序、公平,利益分配“不患寡而患不均”,一个有力的中央政府从来都是国家兴盛的政治前提,而中央权力削弱到崩溃的结果,无一例外地都制造过悲惨乱世。虽然封建主义已经成为历史,但这些历史传承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使得任何一个稍有历史认知的人,即便不是习近平,也会选择社会主义而非自由资本主义。因为对中国这样具有独特政治与社会文化特质的社会来说,选择自由资本主义,弱化中央政府权力,放弃公平价值,纵容资本主导进行利益分配,简直就是在政治上自寻死路。

第二,中国自清末以来一直在探寻出路,君主制、立宪制、总统制等各种方案都一一进行了试错,事实证明各种制度都走不通,最后只有中共领导的社会主义,在毛泽东将马列主义(Marxism-Leninism)与中国社会的实际相结合后才取得成功,并且在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后不到40年时间,就迅速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虽然在此过程中中共也走了很多弯路,制造了诸如反右、大跃进、文革、六四等政治悲剧,官僚们宁左勿右,社会治理总是陷入“一刀切”的运动式整治,但总体来说,这套制度的适用性毋庸置疑,成绩有目共睹。对中共来说,既然这套制度模式如此成功,为什么要“出轨”另寻出路?所以,选择社会主义,对中共来说也是一种路径依赖,换习近平之外的其他人主政,也会做同样选择。

第三,习近平是个红二代,在他这样的人看来,红色江山是祖宗打下来的,怎么可能在自己的手里丢掉或变了颜色?有些人可能会说这是十足的“封建”,就算是吧。不过看看美国,特朗普(Donald Trump)上任后回归保守主义的做法,以及对移民和有色人种的态度,是不是也有扞卫他们白人打下的“祖宗江山”的本质呢?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骑着白马上白头山,和习近平到红色根据地有什么差别呢?这实际上都是一样的道理。

既然不会搞自由资本主义,那么习近平会搞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呢?观诸他上任以来的很多做法,尤其最近几年来,在治国理政的很多手法上都有毛泽东当年的影子,也因此有人说他根本就是毛泽东的化身。因此,他会不会搞毛泽东时代“无法无天”、高压专制的原教旨社会主义呢?

毛泽东留下的正负面资产仍有待中共继承和警醒。(Getty)

人们有这样的担心并不奇怪,甚至还可以理解。为什么?因为毛泽东晚年凌驾于制度、法律和中共整个组织体系之上所犯的严重错误,给中国带来的伤害实在是太大了,人们的印象实在太深刻了,当人们看到另一个有类似于毛泽东特质的政治人物出现,有担忧实在是太正常了。尤其是这几年来,中共的政治文化在向传统回归,最顶层的权力结构也向最高领导人个人高度集中,这种政治回归,唤醒了人们对毛泽东晚年政治空气与权力结构的惊恐回忆,使人们忽略了这种变化实质上是对胡锦涛执政后期,最高领导人因权力旁落而出现的分散主义格局的制度性纠偏措施,中共自己也因为文宣的僵化“八股”未能向社会解释清楚。

另外一个必须强调和需要中共注意的是,在具体的社会治理中,官僚们的国家暴力依赖和运动化趋势这些年有增强趋势,在治理压力下官员们擅用强力部门和专政工具,权力在人民面前应有的谦卑和谦抑精神正在消失;文宣和意识形态不断收紧已经被普遍认为太过严厉,不仅显示不出“四个自信”,还和中国崛起的形象与战略需要不配;过度的政治行为也已经冲击和影响到经济领域的生产性行为,从而使得经济在内部结构性改革和外部冲击下又面临更大压力。这些困扰了共产党上百年的老毛病,在今天的政治转型中又突显出来,有些问题已非常过火,从而影响到了人们对未来社会的发展信心。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冷静下来想一想,这些问题,是否就意味着习近平会走上毛泽东时代高压专制的原教旨社会主义道路?恐怕又未必。

习近平不是一个傻子,他是从中共内部的激烈竞逐中搏杀出来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在地方历练时,他敛藏锋芒,韬光养晦,不显山不露水。在成为最高领导人之后立刻展现杀伐果断的魄力和炉火纯青的政治斗争艺术,短短几年时间就干掉了党内所有“团团伙伙”,成为毛泽东时代之后中共最有权威的领导人,并且成为中国在国际社会最有代表性的政治象征。他可能未必如中共宣扬的那样天纵英明,十样全能,那肯定有宣传包装和造势的成分,但你若认为习近平不懂治国,那其实不是他傻,而是你傻,是你被自己的意识形态与偏见遮蔽了眼睛,因此不能对习近平建立全面、确切的认识。事实上,对于习近平,就算有些人不认同他的政治路线,也必须承认他具有非常卓著的、远超常人的政治能力,具有一个大国领袖的各项政治能力。

既然是这样一位政治家,怎么会不知道毛泽东时代高压专制的原教旨社会主义是死路一条呢?就算是他想在政治权力和历史定位上成为另一个毛泽东,又怎么可能照毛学样,明知道毛泽东晚年的“曲折探索”是一场失败的、错误的折腾,还要重蹈毛泽东的覆辙呢?

所以,事实只有一个,习近平具有毛泽东的雄心和政治手腕,借监了毛泽东治国理政的经验,借用了毛泽东的一些政治口号,他也确实具有一些类似于毛泽东的特质,像孙悟空一样敢于折腾,善于折腾,不仅在党内、国内折腾,还在国际上折腾,至少在主观愿望上,他不会将自己定位为第二个毛泽东,不会走毛泽东时代的原教旨社会主义老路。他治国理政有毛的一面,但更重要的是对毛的超越。尽管因为共产党的政党属性和官僚主义等政治文化,确实在一定范围内引发了左的担忧。

邓小平迷思

人们对习近平的评价还经常和邓小平联系在一起。对比习近平上任后的执政风格与施政方向,能发现他确实和邓小平不同。

邓小平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VCG)

邓小平时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习近平提出的“三大攻坚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无一不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进行。邓小平时代在经济建设上更强调效率,强调先“做大蛋糕”,而在习近平时代,如何更好地“分蛋糕”被放到了更重要位置上。习近平上任以来推动的令中共各级官僚痛苦不堪的大规模精准扶贫,发誓要在2020年之前消除绝对贫困,以及将部分国有企业股份划归社保基金等,在本质上都是“分蛋糕”行为,是经济利益在社会宏观层面的再分配,人们普遍认为,这种行为也是中共在向社会主义传统价值观回归。

另外,邓小平时代强调民主集中,强调集体领导,习近平时代强调集中统一,中央要定于一尊。邓小平时代改革是“从下到上”,由地方先行大胆尝试,在成功后提升为国家政策在全国推广,充分发挥地方和人民的改革创新积极性和能动性,习近平时代改革是“从上到下”,在中央“深改委”的统一安排下从点到面推定,更强调中央对改革制度与政策的顶层设计。邓小平时代强调党政分开,在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微观治理上着力与建立以出资人为中心的现代企业制度,习近平时代则是“东西南北中,党政军学民,党是领导一起的”;不仅2018年中共在十九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改革方案基本上是沿着党政融合为主轴展开,党的组织体系还进驻到包括外企、民企在内的所有经济主体,在国有企业也开始以党为决策核心,构建新的企业管理体系。

邓小平时代外交以“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为指导方针,因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需要以中美关系为外交主轴;习近平时代的外交战略则是积极有为,不仅更注重对国家核心利益的保护,还积极地介入到全球治理进程。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仍然无法忽视,随着中美结构性矛盾导致的战略冲突不断升级,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被放到了更重要的位置,和周边中小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实质上就是毛泽东时代归类的“第三世界”关系在不断提升。

在从邓到习的时代转变中,2017年的中共十九大是一个具有时代性标志的分水岭,在那次会议上,习近平重新定义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邓小平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不能满足这些需要的矛盾退场,习近平时代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正式登场。习近平还在那次会议上提出了未来中国分“三步走”的奋斗目标,即到2021年中共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幸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国家的终极统一也被纳入了这个目标进程。习近平在那次大会上宣布,一个新的时代已经来临,这个时代的指导思想就是他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所以,习近平时代有没有“去邓”?毫无疑问肯定是有的,说没有“去邓”是没有信服力的,因为习近平上任后的执政风格与施政方向,不仅和邓小平时代的着力点不同,甚至还有着方向性不同,用中共的政治语言说,就是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政治和治国路线。

但另一方面,习近平是要否定邓小平吗?答案又是否定的。在这个问题上,用基于西方党派和民选政治的线性思维来认识从邓到习的时代转变,是不正确的。事实上,习近平的政治路线虽然和邓小平不同,但他的任何一项政策,又都建立在邓小平时代的基础之上,建立在邓小平改革开放所取得经济基础之上。没有邓小平时代打下的经济基础,很难想像中国会有今天的国际地位,习近平就算有成为“世界领袖”的雄心抱负,也缺乏物质基础。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除了“新时代”是相对于邓小平时代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身就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主轴,邓小平理论在形成过程中的全称就是“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政治路线的本质上,习近平和邓小平的路线指向了一个相同的终点,而且具有相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习近平对邓小平的“否定”就好像邓小平对毛泽东的“否定”,这种否定是一种批判的继承,是要完成在新时代的历史使命,而不是西方两党制下在政治路线上“翻烧饼”。

比如扶贫,邓小平时代是通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提升整体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方式消除贫困,在整个改革开放年代,实现了超过六亿人整体脱贫,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脱贫奇蹟。而习近平则是瞄准了剩下的六千万绝对贫困人口精准扶贫,想要创造另一个奇蹟。

今天的一些“习粉”为加持习近平而否定邓小平,和改革开放时期的“邓粉”为加持邓小平而否定毛泽东是一样的愚蠢。事实上邓小平在上位之初,面对当时党内否定毛泽东的风气,正是邓小平一锤定音维护了毛泽东在历史上的地位。今天,当习引领中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治国理政必然不同于邓,但这也并不代表着对邓的简单否定。从毛到邓到习,是一个在批判中继承的连续过程,这也是当西方将中国的成就都聚焦于40年改革开放的时候,习近平却将之拓展延伸到70年的原因。

继承并超越毛邓 完成民族复兴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到习近平时代的关系,还可以从他们在各自时代的历史任务来认识。就此一认识,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曲青山在《求是》上就有过透彻论述。

曲青山认为,习近平的“新时代”也是中共党史和新中国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共从1921年的乱世中国一诞生,就肩负起了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两大历史任务。第一大历史任务即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随着共产党中国的成立而宣告完成。第二大历史任务即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从新中国成立开始算起已过去了70余年,这个历史任务还没有完成。

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做报告,绘制了实现民族复兴的宏观蓝图。(新华社)

按照中共对历史的阶段性划分,从1921年7月中共创建到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一时期是相对于孙中山等领导的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而言。这段28年的历史,关键词概括叫革命。在这一历史时期,主要是毛泽东领导中共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

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是中共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这段29年的历史,关键词概括叫建设。在这一历史时期,毛泽东是毫无争议的领袖,他带领中共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进行各项社会改革,创造性地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对外则通过战争廓清国家边界。这一时期,毛泽东也犯了严重错误,发动了反右、大跃进、文革等政治运动,不仅重创了他的英名,也给中共和国家、人民带来了严重损失,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大败笔,为西方对社会主义的排斥增添了新的口实,其影响迄今犹存。但瑕瑜共存,毛泽东的成绩和问题要两方面看。

从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2012年11月的十八大召开,是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时代。这段34年的历史,用关键词概括叫改革,因为开放本身也是改革的一部分。在这一历史时期,邓小平把中共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实行改革开放,实现了中国发展的历史转折,翻开了中共党史、国史的新一页。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国家综合国力显着增强,人民生活显着改善,国际地位显着提高,使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时代,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仅次于美国的全球强国,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飞跃,也实现了对毛泽东的超越。

准确地说,习近平的新时代是从2012年中共十八大开始,计算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时间长度应该是38年左右,用关键词概括叫复兴。这一时代目前才开了一个头,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对这一时代的前景进行了细致描绘。

这一时代到底会怎样还有待实践和时间检验,但依照当前中国的发展轨迹,我们几乎可以预见,只要共产党不头脑发热,作为领导核心的习近平不犯颠覆性重大错误,社会与经济活力不被严厉收紧的政治与意识形态窒息,中国在经济上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经济大国,在其他与国家实力相关的领域崛起成为一个世界性强国,并完成国家终极统一的目标就没有问题。这样一来,中国就能实现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第二次飞跃,也就是实现对毛泽东邓小平的超越。

对于习近平定义的这个长达38年的新时代,必须强调指出的是,第一,习近平虽然取消了宪法中关于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却不意味着他就会在这个位置上干38年,习近平可能终身都对中共政治保持影响,但终身制肯定不在他的选项内。

第二,在习近平时代,因为中国崛起对原来以西方,主要是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格局的历史性改变,将面临远比邓小平时代更具挑战性的国际环境,能不能成功应对这个局面,将成为习近平能否完成民族复兴的最大外部挑战。

第三,习时代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不管是因为中共内部或习近平个人的原因失败,还是因为无法应对外部美国打压而失败,中国崛起复兴的道路都会被阻断,很可能会再度陷入赤贫和专政暴力、甚至是国家分裂的灾难性深渊。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就是对鸦片战争以来近两百年几代中国人努力和梦想的背叛,任何政党或个人,都将会被铭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所以,越是接近复兴目标,越要戒慎恐惧,不要有头脑发热,可以翘尾巴的想法。

第四,中国政治发展会继续经历一个批判性继承的过程,38年后,或许也可能更早或更晚一些,当习近平时代的历史使命完成,也要接受后人对这个时代的批判。

制度文明的现代创新:第五个现代化

必须认识到,民族复兴不是历史的简单复归,它应该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全新阶段,让人民感受到国家崛起的荣耀,分享国家崛起的喜悦,感受国家崛起的自由与幸福。如果民族,“复兴”的是中国历史上封建与暴力专制统治,“复兴”的是一个新的皇帝或盘踞在人民头上的权贵利益阶层,那么这样的“复兴”不仅没有任何意义,还是一种历史的倒退。

对于民族复兴的政治内涵认识,必须回到本文一开始就讨论过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必须坦率面对并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共在短短70年内,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40年内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绩,但是在台港和西方社会,甚至在中国内部,还有那么多人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制度没有信心?

原因无他,因为世界上所有出现过的共产党国家,因为其政治理论与意识形态的结构性缺陷,无一例外地都崇尚国家暴力与高压专制,都为政治路线差异和权力集中进行过大规模政治清洗,都因为对意识形态充满浪漫主义的乌托邦想像而脱离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搞出过大范围的严重饥荒。对中国来说,数千年封建专制的糟粕更是和这个民族文化的精华共存,一有机会就会泛滥滋生,使得人们不得不保持警惕。尤其是,毛泽东晚年中共在探索过程中经历“曲折”,事实上就是极左政治路线和政治暴力,给这个国家人民带来了极为不愉快的回忆,而中共官僚的“专政”与“统治”基因,和经常宁左勿右的简单粗暴即便是现在也经常发生。

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认识到,西方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也并非普世制度,将这套制度简单嫁接到中国根本不可行。不仅如此,这种制度本身现在也漏洞百出,正经受着越来越多的诘难。香港骚乱,法国黄背心运动,智利暴乱,在美国发生过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台湾发生过的太阳花运动,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欧洲爆发的债务危机,英国脱欧造成的闹剧,以及作为对比的“社会主义”和左翼运动这些年又在西方社会兴起,这些都在说明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结构性制度缺陷,也到了刀刃向内进行自我革命的时候。

所以,处在复兴进程的中国,怎么来处理这个制度上的根本性难题?如何在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又避免犯中国传统的封建专制主义和共产党嗜好专政暴力的毛病?这些都是习近平要回答的问题。习近平的前任,毛泽东和邓小平接力基本上实现了“四个现代化”,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但是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上,他们将机会留给了后人。

为解决这些问题,习近平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就是多维新闻所归结的“第五个现代化”。“第五个现代化”包括制度层面的“治理体系”现代化和能力层面的“治理能力”现代化,它不仅强调制度,更强调人的作用,他在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实践中的意义,就是要解决上面说的封建专制主义和嗜好专政暴力的弊病,完成社会主义对自身和自由资本主义的制度超越。

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习近平第一次提出了这个概念,六年后,就在外界认为这个概念早就被习近平扔到脑后时,他又把这个概念确定为十九届四中全会主题。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为“第五个现代化”概括出了13个面向,分别是:中共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人民当家做主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系、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制度、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生态文明体系、中共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一国两制”的制度体系、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执政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等。这一涵盖了国家治理各方面的制度体系,构成了“第五个现代化”的制度支撑,也突显了和“四个现代化”及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不同。

“第五个现代化”是政治意涵上的现代化,在本质上属于“政治现代化”的范畴,相对于“形而下”的器物层面的“四个现代化”,就现代化层级来说,它属于“形而上”的现代化。它虽然属于政治现代化范畴,但和台港、西方,以及中国自由派所认知的政治现代化完全是两个事物,它是“社会主义”的政治现代化,而不是西方政治语境下的政治现代化,它致力于解决靠传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无法解决的问题。因此,“第五个现代化”不仅是对“四个现代化”的超越,也是对传统社会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的超越。

“第五个现代化”有着非常鲜明的民族与文化基因,“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但是又要摆脱中国传统政治中的封建落后,它强调“制度”与“法治”,就是要摆脱人治的官僚主义文化和列宁主义政党的专制暴力情愫。与此同时,“第五个现代化”又是开放、包容的现代化,不是封闭的现代化,也不是消灭异见的现代化,它的开放与包容性,不仅应体现在国际上的不同制度文明和治理模式之间,也应该体现在中国的国家制度设计和治理过程中,应体现出真正的“自信”。

“第五个现代化”就是要致力于提升人民政治生活的品质,从非物质层面为人民提供更加“现代”的公共服务,它强调“国家治理”而非“国家统治”,强调“社会治理”而非“社会管理”,这不是简单的词语变化,而是思想观念的变化。

“第五个现代化”试图通过在中国的制度和治理实践,为人类政治文明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想像。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已经建立了多样化的政治文明。习近平在新时代的历史使命,就是让这种多样化的政治文明再多一种不一样的展现方式。这是他的雄心,也是他的挑战。这一现代化的成色如何,会成功还是失败,还需要在实践中由时间检验。

本文转自《多维CN》53期(2019年12月刊)中国栏目《习近平的历史挑战:民族复兴与“第五个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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