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房宁:百年大党能否跳出历史周期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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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1945年7月初,毛泽东与国民参政员黄炎培在延安窑洞中的一段有关“历史周期律”的对话,至今仍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彼时,毛泽东面对黄炎培“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追问,给出斩钉截铁的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时至今日,距离“历史周期律”的窑洞谈话已经过去七十余年,中国也通过艰难探索和改革开放找到了一条适合自身国情和发展需要的新路,但如何才能避免“人亡政息”,如何才能跳出“历史周期律”,是悬在中共头顶的一把利剑。已经结束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之《决定》,虽然看上去是一份制度设计的文件,但实质上是向世界宣告“中国之治”,习近平这位强势领导人也试图通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来夯实毛泽东七十多年前在延安的回答。

围绕四中全会及历史周期律,多维新闻记者专访了曾两度担任中共政治局集体学习会议讲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党委书记房宁。在房宁看来,四中全会的含义首先就在于肯定,肯定中国所走的道路。至于中共能否跳出历史周期律,关键要看实践,至少目前最高领导人有很强的危机感。本次访谈分为上、下两部分刊出,此为上篇。

多维:长达一万八千余字的四中《决定》,很多人直呼“看不懂”。习近平在“说明”中表示,《决定》回答了“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一重大政治问题,也提到了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但没有具体展开来说。你作为政治领域研究专家,怎么解读这份红头文件?又怎么理解习近平所说的重大政治问题?

房宁:我觉得四中《决定》体现了一个制度自信,因为中国建国七十年,改革开放四十年,四中全会就是对七十年和四十年做了一个定性评价,结论是两个字“成功”。也就是说,总体上七十年尽管经过很多曲折,但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工业化基本取得成功。从七十年甚至百年的历史贯穿来看,中国从一个积贫积弱一盘散沙的国家,变成如今这样一个初步繁荣强盛的国家,至少应该说明中国走的道路和这套制度是正确的、行之有效的。所以这个时候用决议的形式加以总结,其含义就在于肯定,这样做具有实际意义,就是未来中国还要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进,不能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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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坚持什么?实际上并不是说一切都是好的,因为任何一个制度都不会一劳永逸,所以只是肯定了其中最基本的原则。这次四中全会有“三个根本”:第一个是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中国的根本制度;第二个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是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第三个是共产党的领导制度,这是中国的根本领导制度,而且第一次将共产党的领导称为一种制度,带有统领性。

所以“坚持和巩固什么”,作为最根本的方面是不能动摇的,社会主义、共产党的领导、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不能变的,至少到两个一百年,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些东西都要坚持。与此同时,这个制度还必须与时俱进,也就是要“完善和发展”。因为实际上这个制度之所以成功,它本身的含义也有不断发展和因时因地而变化的内涵。

多维:你刚提到“坚持和完善”的部分,第一次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称为一种制度,《学习时报》11月18日发表题为《为什么说我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说法是错误的?》的文章,似乎在厘清革命党、执政党之间的认识误区。而早在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就提到了革命党与执政党的问题,并直言“有人说,我们党现在已经从‘革命党’转变成了‘执政党’,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Marxism)执政党,但同时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党,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结合四中全会第一次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称为一种制度,是否可以理解为,习近平试图将中共定义为“领导党”?

房宁:革命党和执政党的转化,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到本世纪之初,中国一些内部的讨论,实际上官方始终回避这个问题,既没有承认也没有批判。这个问题更多涉及一些意识形态表述的问题,确实也是争议的问题。但不管是叫作革命党还是执政党,或者领导党,都只是一个叫法本身并不重要。中国共产党现在的理论、核心问题和核心要义,是领导改革开放,领导现代化,所以不管怎么叫,所谓的革命也不是原来领导阶级斗争时候的革命。再加上社会阶层本身的变化,共产党的执政也不全然是毛泽东时代工作重心转移之初的执政。

抛开叫法层面的纠葛,我们用其他一些表述,实际上也解决了这个问题,比如说“三个代表”。因为“三个代表”很明确地说明,共产党不再是中国某一个特定阶级阶层的代表,也不再排斥其他阶级和阶层,而是代表中国社会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即涵盖了社会主要的阶级阶层共同的政治代表,它的宗旨和使命就是不忘初心,这都是自洽的。不忘初心也不是原来的表述了,现在的“初心”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换句话说,只要能够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所有社会阶层都是人民的范围,都是社会发展的动力,都是共产党要代表的。所以政治语言通常不会说那么清楚,而是要从理论上讲,中国共产党不再是单一阶级、阶层的先锋队,而是全体中国人民的代表,也包括改革开放后的新兴阶层,比如企业老板,城市白领等,当然也包括其他。“三个代表”的理论实际上就解决了所谓执政党和革命党的问题,也就避免了所谓话语上的变化。

已经结束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被外界视为“中国之治”的总纲领。(新华社)

多维:这是否也解决了中共执政合法性的问题?长期以来,中共都面临着执政合法性的追问。《决定》中提到的“十三大显著优势”,将中共集中统一领导当作第一大优势,而且统领其他十二大优势。你前面也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第一次制度化了,而且是根本制度,不容动摇。

房宁:执政合法性的问题永远存在,所谓合法性就是社会对一个政权的认受度,所谓认受度就是接受度,一个政权真正能得到社会的支持不容易。假定只有30%的人支持,70%的人不反对就行,都叫认受,合法性的衡量指标就是认受度。严格来讲,合法性应该叫正当性,合什么法?自己定的法肯定合,实际上执政的正当性,也就是为什么保持执政地位。需要的一个条件,就是人民的认可和接受,认可和接受还不太一样,之间有个比例问题,不管怎么样只要有这两个就足够啦。

多维:四中全会之后,中国官方媒体普遍都在用一个表述,就是“中国之治”,其实更准确地说,是“中国之制”、“中国之智”与“中国之治”的三统一。经过这么多年实践,中国的确给世界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你怎么理解“中国之治”的内涵和外延?对世界来说,中国提供的可能性意味着什么?

房宁:为什么中国在这个阶段要实行这样一种制度。我认为这个制度是阶段性的,也是各国的经验。

工业化阶段的社会状态是一个大变动的时代,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中间的关联可以用四个变化来连接:社会大流动、财富大增加、关系大变化、身份大改变。放开了权力以后,群众的积极性来了。积极性就是追求财富,使人心不倦,满足各个阶级、各个集团、各个人的欲望。

这里有两种途径,一种途径就是通过经济社会,包括生产活动、经营活动、创造性的劳动三大类来实现意义,比如说生产性激励和分配性激励。另一种途径就是政治,就是通过正当的集体行动,包括政治参与等来改变规则,实现自己的利益。

以前我们常说,共产党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把人民顶在头上,共产党每个人都有牺牲精神,没有自己的私利。而现在是功能性的阐释,比如说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可以一以贯之的实施。从客观上说明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必须关闭权力通道,开放利益。这效果就形成了一种生产性的激励。想实现价值,实现美好新生活,只能通过受教育、经营性活动、生产性活动和创造性劳动获得,而不是通过政治性,这就是中国道路的逻辑。

中国的改革开放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从文革当中以家庭出身和政治态度为主决定地位,变成了以受教育和个人成就为主决定地位。韩国、印度尼西亚和台湾地区都是如此。这意味着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凭借个人努力,就能够实现个人价值。这就构成了整个社会的工业化、现代化动力。共产党领导的同时,让很多人参与其中,这就是分配性激励。

本文转自《多维CN》053期(2020年01月刊)对话栏目《对话房宁:百年大党能否跳出历史周期律》。浏览更多月刊文章:【多维CN/TW频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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