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大的“反渗透”危机:悬挂在两百万台湾人头顶的利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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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在台湾2020总统大选结果揭晓之前,在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力推下,《反渗透法》在立法院三读通过。在反渗透法仓促决议的背后是台湾各界的一片争议,对于台湾政的政治人士来说,反渗透法是一个选情工具或是政治筹码,但是对200万台商、台生们来讲,则犹如一个不定时“炸弹”,只是当前的台湾政治氛围会令人有意忽视这种危机。

公布的反渗透法条文指出,行为人将不得接受“境外敌对势力”的“指示、委托或资助”,从事“提供政治献金、受指示助选、法令政策游说、破坏集会游行、散播假讯息干扰选举”,违者将有限制人身自由的刑罚与重磅罚金。从条文本身来看,其适用台湾2,300万人,但一个共识是台商、台生、台干首当其冲,这一人群达200万之多,占台湾人口的近10%。

虽然民进党解释称,《反渗透法》所针对的是渗透干预的不法“行为”,而不是特定“身分”或“对象”,但是从反渗透法本身所存在的争议来看,民进党的解释很难保障在执行阶段避免“冤案”或者“误伤”。例如反渗透法虽然三读通过,但其连主管机关都没有,这意味着在该法的立法理由说明,完善实务的运作乃至日后在适用对疑义的解释上将无人担责。

然而就是这样一部本身存在明显不妥之处的法案,其制定的刑罚相对此前的国安五法更为严苛,例如2019年7月台湾当局新修订的两岸条例新增了禁止台湾人民或组织,与中共党政军等机构“任何形式的合作行为”,违者最高罚金50万元新台币(一台币约合0.0325美元);类似行为在《反渗透法》草案则可能被处最高7年的徒刑、最多500万的罚金,光是可罚的金额就增加10倍。

当然,蔡英文可以说是为了应对“大陆威胁”,但是真正的问题也正在于此。有多少的危机是假以民主之名,假以“大局”观念绑架民众的选择,这才是民众真正的危机。正如台北市长柯文哲所抱怨的“谁敢反对那个大帽子”,何况在台湾由于近几年两岸局势的陡然之下与岛内政党的炒作,“反中”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岛内的政治正确,具有一定的民意基础,但是如此公然利用民众情绪进行政治操作也难免会让社会产生微词。

柯文哲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反渗透法的问题是‘禁止外国势力介入台湾政治选举’由谁来界定,所以不是法的问题,是人民对政府没有信任感。”就在反渗透法在立法院审读阶段,民进党拿此前的“中共特工”王立军叛逃案来为反渗透法立法背书,众所周知,那已经是一个被国际舆论抛弃的乌龙新闻,却在台湾成为立法的依据,这不得不令人深思,如此逻辑之下,曾被“特工”王立军指称受到中共资助的“韩国瑜”是不是也会被“依法”查办,与握有该法解释权不同政治立场的又该如何自处。

就在反渗透法通过之后,蔡英文连任竞选办公室发言人林静仪在接受德国政府资助的《德国之声》专访时直言不讳地表示,“在中共不放弃武力犯台下,支持统一是叛国行为。”虽然事后其辞去蔡英文总统竞选办公室发言人一职,蔡英文又紧急表态不会把不同政治主张视为犯罪来紧急灭火,但林静仪的公开言论难免会触发台民的寒蝉效应。

也许当前的局势让蔡英文的“恐中”牌很有市场,但不应忽视那200万台商、台生、台干所面临的政治风险。如果今天台湾被这种意识形态所绑架,那么届时所谓的“绿色恐怖”将不再只是政党间的“口水仗”,也不只是200万人的困扰而将是2,300万人真实的生活处境。这并不是危言耸听,经历过“白色恐怖”的台湾应有警惕被政治操弄的自觉。

从更现实地角度来看,反渗透法将大大打击两岸之间的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合作积极性。虽然蔡英文就任以来力推新南向政策,试图经济脱中,但效果明显不彰。虽然受中美贸易战因素影响,台商赴陆投资受到短暂性影响,但是总体保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之内,而台生赴陆求学的人数也在稳步增加。届时反渗透法实施,在政治恐慌影响之下,即使没有政治观点的台民恐怕也讳疾接触大陆。

如果说现在因为两岸政治形势不乐观,台湾当局担忧的大陆武统是一种危机,那么悬在200万台湾民众头上的“罪名”算不算是一种危机。而利用政治手段制造两岸交流恐慌,影响民众经济收入、文化需求,算不算是一种危机。关于反渗透法的制定,与其说是因为“大陆威胁”,不如说是台湾政斗需要,对于台湾民众来说,他们最不需要的就是这种政治盘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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