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联办换将】任命骆惠宁背后 管窥中央治港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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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2019年6月的香港修例风波已经持续半年有余。2020年伊始,中国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主任即香港中联办主任换人,不久前退居中国人大的66岁老将骆惠宁再度“披挂上阵”。

为什么是没有任何涉及港澳工作经历的骆惠宁?骆惠宁的“走马上任”,是否意味着在经历了修例风波之后,中央对香港问题已有深刻反思,调整了旧的治港思维和政策,以期扭转香港当前局面和发展惯性?如此的话,香港中联办换将应该只是一个开始。

骆惠宁从政50年

骆惠宁生于1954年,1970年16岁时参加工作,至2020年已有约50年,也就是近半个世纪的工作经历。可以说,这是一位土生土长的中国官员,也是历经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三个历史时期的中国官员群体的一个代表。

1970年9月,还是一名学生的骆惠宁响应“上山下乡”成为知青,之后到炼钢厂工作,从农民变成工人。改革开放之初,通过刚恢复的高考跳跃“龙门”,被分配到安徽省政府工作,仕途由此展开。2013年,骆惠宁升任青海省委书记,进入省级地方大员行列,3年后又任山西省委书记。

骆惠宁仕途经历3省,在安徽和青海各有13年,山西省任职3年有余。他工作后又有过5次学习深造,所学分别是安徽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安徽大学外语系、中国科技大学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政治经济学专业,还曾在安徽省委党校进修班的学习。目前,骆惠宁拥有管理学硕士学位和经济学博士学位。

多次学习经历赋予骆惠宁从事经济方面工作的优势。他曾在安徽外经贸委工作多年,在青海担任党政负责人时延续了当地经济高速增长态势,主政山西时扭转了当地经济颓势,进入人大后被安排到财政经济委员会担任副主任委员。

骆惠宁经历过3次严峻考验。1998年中国遭遇特大洪灾,长江流域巢湖水位暴涨,时任巢湖地委书记的骆惠宁在抗洪现场调动4万人连续几天筑堤防洪,确保灾区安全。2010年青海玉树发生6次地震,最高震级7.1级,时任青海省长的骆惠宁兼任玉树地震灾后重建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主持灾区救灾、赈灾和灾后重建工作。2014年山西官场塌方式腐败被揭开,人事洗牌的同时经济增速滑落到5%以下,骆惠宁赴晋工作后在整治官场与经济发展两方面都被认为取得了重要进展。

骆惠宁仕途里最重要两站是担任地方大员时主政的青海和山西。青海是一个民族情况比较复杂的地区,2010年汉族与少数民族人口大体各占一半。骆惠宁在青海的13年,该省在民族融合、生态环境保护、经济发展方面都有出色表现。而对于骆惠宁此番南下,更具参考意义的或许要数他在山西的三年半时间。可以说,正在因为在山西的出色表现得到认可,才被再次委派赴港担任要职。其在中国人大的任职应该只是一个过渡,或者在主攻对港工作时的一个兼职。

扭转山西政经态势

2020年1月6日,骆惠宁在香港首次会见传媒时提到“三个一定”:一定能确保宪法、基本法在香港得到全面贯彻实施,一定能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一定能确保香港长期繁荣稳定。这“三个一定”与他在2016年6月就任山西省委书记之初提出的“一个指引、两手硬”颇为相似。

他当时表示“办好山西的事情,一定要坚定地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当下,关键是要按照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持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着力构建良好政治生态,这一手要硬;关键是要自觉践行新发展理念,多策破解经济下行压力,着力推动经济稳步向好,这一手也要硬。”简而言之,“一个指引、两手硬”主要是指三个要点:一是贯彻中央方针,二是重整地方政治,三是经济改革发展。

2019年11月骆惠宁卸任省委书记时的山西全省领导干部会议上,按照惯例,继任者楼阳生对骆惠宁在山西的工作进行了总结。楼阳生表示,“三年半前,惠宁同志由青海来山西工作之时,正值山西政治生态在治乱中奋力治本、经济发展在下行中奋力前行的关键时期。三年多来,在以惠宁同志为班长的省委正确领导下,全省上下按照‘一个指引、两手硬’的工作思路和要求,持续全面从严管党治党,反腐败斗争在形成高压态势基础上夺取压倒性胜利,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显著成效,关键领域改革取得重大突破……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顺利开局……”

骆惠宁前任王儒林在2016年去职山西省委书记并到中国人大任职的原因至今不明。当时王儒林63岁,不到省级地方大员退休年龄,距离2014年8月就任山西省委书记还不到3年时间。外界多认为,王儒林当时赴任山西就有临危受命整治山西塌方式腐败和经济转型升级的使命,而后“提前让位”或是因为没有很好兼顾山西经济。山西省在2014年、2015年和2016年经济增速分别只有4.9%、3.1%和4.5%。骆惠宁接任后山西经济增速明显恢复,在2017年和2018年分别有7.1%和6.7%,2019年上半年增速更有7.2%。

产业结构“一煤独大”的山西省经济增速恢复应该有市场供需关系改善、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特别是煤炭回暖之功,此外也被认为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政治生态改善。

2017年6月习近平考察山西省,对山西党政高层表示,“实现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发展,形成产业多元支撑的结构格局,是山西经济发展需要深入思考和突破的重大课题。”山西省也先后成为中国煤炭可持续政策试点、电力体制改革综合试点、煤层气矿业权审批改革试点,被视为中国能源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试验田”和能源革命排头兵。

山西省在过去几年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重点的的经济改革成效明显。骆惠宁在2019年9月表示,按同比口径计算,2018年煤炭占工业比重下降2.5个百分点,预计到2022年将实现工业内部制造业和煤炭业比重的历史性反转。

山西经历塌方式腐败和官场地震后,其政治生态也已有所改善,其背后则有反腐制度层面的变化。2016年11月山西被列为中国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地区,2017年3月山西省市县三级监委组建完成,并开展了乡镇监察试点。据悉,许多旧案被快速查结,检察机关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平均用时2.3天和22.5天,案件查办效率大幅提高。

管窥中央治港之变

起于基层、工作打拼近半个世纪的骆惠宁,无疑是中共执政团队打造出来的精英人物之一。作为曾经主政青海、山西两省的地方大员,骆惠宁有着主持一方政局的全面能力,这是很多深耕特定领域专业技术性官员所欠缺的。地方大员应当具备协调央地关系、全面掌握地方情势、整合鞭策官僚集团、处理各种利益矛盾、处置极端紧急事态等等方面的综合素质,其中佼佼者可以称得上“政治家”。

此番骆惠宁赴任香港中联办主任,令外界大感意外。一是因为骆惠宁资历高,是两届中央委员和一届中央候补委员,是曾经主政两个省级地区的地方大员;二是因为来自中共港澳体系之外;三是已过正部级退休年龄,属于“老将新用”。但这也给予外界更多期待,认为骆惠宁将更有能力纠偏对港路线与政策,绕开既有利益格局的牵扯,在中央与香港关系方面进行更有力度和更有智慧的协调。

香港修例风波暴露出了深层次和长期性的问题。经济结构失衡,房地产行业过度膨胀,贫富悬殊,民生困窘,年轻人没有上升空间,迷信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教条;对宪法、基本法、“一国两制”的理解、执行不够全面和准确,认为香港与内地就应该“井水不犯河水”;中联办等对港机构政策路线偏重政商高层,对香港中下阶层缺乏接触、了解和掌握,没有很好地协调中央与港府的关系。

香港自身和与内地的关系都需要有大幅的转变,应该落实融合型、积极型、现代的“一国两制”,而不是区隔型、消极型的传统的“一国两制”;应该落实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为港府担负前瞻、预见、引导、监督,纠偏、补漏的作用,但港澳办和外交系统官员缺乏相关的治理经验;应该打破以往中央对接香港的思路、政策与利益格局,重塑香港与内地、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就此来说,骆惠宁确实有着做出这种改变的特殊优势,这也是他此番赴任香港中联办主任的责任所在。

当然,转变香港已经延续多年的发展定势会是一个系统性和长期性的工程,已经66岁的骆惠宁很可能只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不过,他也将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其在香港的工作只是一个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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