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止外国教材进中小学课堂 中共再出教材新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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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教育部同时出台4套教材管理办法,对大陆大中小学教材建设做出新的部署。这不是中国政府近年来的第一次教材调整,从2017年开始几乎每年都有一个新动向,而一系列调整也透露了中共在大陆教材方面加强意识形态的心态。

中国大陆教材的连续调整透露了中共在大陆教材方面加强意识形态的心态。(VCG)

2020年1月7日,中国教育部印发了《中小学教材管理办法》《职业院校教材管理办法》《普通高等学校教材管理办法》《学校选用境外教材管理办法》(以下统称“四套教材管理办法”),针对大中小学教材选用规定做了细致调整,坚持“谁编写谁负责”、“谁选用谁负责”、“凡编必审”、“凡选必审”等原则,并在《学校选用境外教材管理办法》明文规定禁止外国教材进入中小学生课堂,普通高中(除国际高中和省级教育厅批准的项目外)也不得选用境外教材。

中国教育部教材局负责人对此回应,“除中小学教材之外,其他教材尚缺乏专门管理办法,管理职责任务还不清晰,编审用标准和程序还不明确,激励保障和监督机制还不完善”。 其背后深意确是中共在教育领域对新生代意识形态的强化心态。

继前几年中共在新闻媒体、互联网舆论的收紧外,中共在教育领域的意识形态强化也逐渐摆上台面。从现实角度,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外交流的频繁,大陆民众更容易接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信息,特别是不同政治立场、意识形态的观点,而目前中国的人口素质尚不能成熟到能有效处理这些信息的地步,而这种“不成熟”会成为潜在炸弹,在某一时刻成为威胁中国安全的因素,因此中国政府早在几年前就开始收紧媒体,加紧互联网舆论管控。

中共深知教育是解决长治久安的根本之道。在中共历史上,它一直将思想建设视为自己的生存根本,早年党内通过反复的思想斗争(比如学习、整风)完成了组织“统一”,建国后更是将教材编写深刻地打上早期意识形态烙印。2016年12月,中国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中共中央国家机关工作委主办的杂志《紫光阁》发表的文章中就提到教育系统是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基础和前沿阵地,“很多意识形态的错误东西都出自教育战线”,“教育战线的意识形态工作不容许发生颠覆性问题”。

如前文所述,这不是收紧教育的第一次调整。从2017年开始中国政府就已经有所动作,2017年3月中国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成立教材委员会,并将办公室设在教育部,由教育部教材局担职。当时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强调,教材建设是事关未来的战略工程、基础工程,教材体现国家意志。《通知》也明确,国家教材委员会指导和统筹全国教材工作,承担审查国家课程设置和课程标准制定、审查意识形态属性较强的国家规划教材等职责。而这里的“意识形态属性较强的国家规划教材”就是指语文、历史和政治教材。在历史教材方面中国教育部在2017年初就有所调整,要求在教材中重新确立14年抗战的概念,并对“文化大革命”的描述做了重新处理。

除了内容调整, 2018年中国教育部在大陆全境对中小学教材开展过一次性排查。排查对象包括编写出版单位擅自更改教材内容,学校以校本课程(school-based curriculum)教材或境外教材替代国家课程教材等现象。而根据中国《中小学教科书选用管理暂行办法》中小学国家规定课程使用的教材应选用经中国教育部审定通过的版本,未经许可不得擅自修改教材内容。据称此次排查是为了重塑“教材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继修改部分教材内容,排查非正规性教材后,2019年中国教育部进一步将中小学教材部分学科统一化。中国教育部规定从2019年9月1日起中国境内所有中小学政治、历史、语文教材统一使用据2017年版课程标准编写的统编教材,废除此前各地使用的地方版、实验版等版本教材。与此同时,高中阶段的思想政治、语文和历史三科的新版教材也将率先在高一启用,后续统编教材将在2022年之前完成高二、高三年级的“全覆盖”。

从“一纲多本”到“三科统编”,从中小学阶段到高中阶段,中国教材在语文、历史、政治内容上完成了“统一”,但如何保障其他教材的“安全”?于是中国教育部便有了上文提到的四个教材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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