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落后就挨打 中国可否打破“李约瑟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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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10日,中共中央与国务院于北京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李克强发表致词时强调科技创新的重要,表示会加大财政支持以筑牢基础研究的根基。习近平也曾于2014年提及“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我国落后挨打的根子之一就是科技落后”。对近代中国来说,科学科技滞后的严重后果充满血泪,船坚炮利不仅轰垮了古老的城墙,更冲击民族信心。因此中国加速扶持科技创新,实折射期盼国家富强的焦虑。

中共中央与国务院于北京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新华社)

著名历史学家李约瑟(Noel 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1900年—1995年)曾提出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又称李约瑟之谜),其在氏著《中国科学技术史》里既肯定被严重低估的中国古代科技成就,又不免对此提问:为何中国没有发展出现代科学?为何在西方科学革命之前,中国又能在千年多的岁月领先西方?这些疑惑,不但是对中国文化的深层叩问,更关乎中国可否突破科技落后的窘境以臻进步的急迫现实,绝非单纯的历史问题。因此时至今日,中外学界仍对此激辩不已,惜乎尚无一个普遍叫人满意的定论。

中国古代的科技成就,除了耳熟能详的四大发明之外,还有诸多傲视人类文明的光辉。譬如农业,善于精耕细作的中国人民,早在战国时期就构思出复种轮作法,汉代时更先后发展出代田法与区田法,令土地得以集约化利用而不需休耕,同时铁犁也在战国至汉代间不断改良,使得农获量与人口得以大幅提升。相比之下,欧洲却直到8世纪仍在采用轮作休耕法,1050年以前的西欧农民甚至连金属农具都罕有。而此种农业技术差距最直接的影响,即是中国在人均耕地比欧洲狭小的情势下,仍能供养大批人口。

在天文历算方面,中国在观测星宿、推算日月交食的精确度,也长期令东亚各国瞠乎其后,例如日本就采用唐朝《长庆宣明历》超过800年以上,直到17世纪才自编《贞享历》。秦汉时代,中国便出现汇集四则运算、开平方与立方根、分数、勾股定理、二次方程式等数学问题的《周髀算经》与《九章算数》;南北朝数学家祖冲之(429年—500年)还推算出圆周率的近似值;南宋秦九韶(1208年—1261年)提出“大衍求一术”的算法来解一次同余方程式,欧洲直到高斯(Johann Carl Friedrich Gauss,1777年—1855年)才对此有更高深的研究。

然而,为何这些成就最后无法刺激更进一步的创新?为何中国古代科学理论无法完全摆脱阴阳五行学说与皇权色彩,蜕变成现代科学?李约瑟尝试解答中国科技滞后的根本原因,渠认为气候条件、地理环境型塑了中国官僚制度,却反倒制约现代科学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李约瑟的诠释反而引出另一个矛盾,即中国很早就诞生复杂又成熟的官僚制度,与科学落后于西方的时间明显不符,因此其余学者又试着补充或推翻李约瑟的假说。

比如中国学者金观涛使用“超稳定结构”一说,认为中国社会模式陷入死循环,从而导致科学停滞;梁漱溟(1893年—1988年)则从文化比较的角度,主张东方民族缺乏实验精神,使得科学与民主无法生根;林毅夫则将矛头对准科举制度的局限,且在技术发明上未达到实验科学的优势;另外还有书写文字不利科学、中央集权太发达、私有财产保护权不足、高水平均衡陷阱等五花八门又各有优劣的理论,但都没法完美解惑。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明清时代的牢固官僚集团与守旧心态,确实已阻挠科技创新的机会。比如清初杨光先(1597年—1669年)猛烈诋毁汤若望(1591年—1666年)推行新历法,不惜喊出“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除了有敌视天主教的动机之外,更有排斥新知的蛮横。荒谬的是,杨光先本人自承“止知历理,不知历数”,数理运算能力十分不足,但仍强调没精确历法“不过如汉家不知合朔之法,日食多在晦日,而犹享四百年之国祚”,丝毫不以落后为耻。

即使到了清末甲午战争大败的冲击,逼使中国社会开始务求西学自强,但仍有张之洞(1837年—1909年)提倡设置存古学堂,呼吁在西方科学之外不能偏废传统经史学问。俞樾(1821年—1907年)、王仁俊(1866年—1913年)等大儒更是强烈抱持“西学源出中国”的信念,认定中国文化仍属上乘,不肯轻易向西学低头。虽然,渠等保存中国传统的苦心值得称许,但依旧形成阻碍西方科学传播的阻力,而这也显见彼时中国在制度与思想上吸收新学的阻力有多庞大。

也因此,随着中共建政获致较稳定的政治环境后,中国便不断加大科研力度与普及教育,就是不愿重蹈清末落后却又自大的覆辙。纵使在冷战时期面临欧美封锁与苏联抵制,中国仍艰难地推进工业化与科学研究。尽管在此过程中还经历了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反智论盛行,迫害了一大批优秀的科研人才,例如有“三钱”之称的应用力学家钱伟长(1912年—2010年)在反右运动时期被划为右派份子、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惨遭下放劳改,直到1979年才撤销右派的帽子、恢复名誉。

另一位“三钱”、作为空气动力学家的钱学森(1911年—2009年),于1970年庐山会议上发言犯了错误,被迫做了检讨。同为“三钱”之一、“两弹一星元勋”的钱三强(1913年—1992年),在文革时期也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受到许多批斗和迫害,并下放至陕西的“五七干校”,其物理研究也遭中断。为了保障科研环境,这些现代中国在迈向科技现代化的道路上走过的弯路、错路,不仅不能被遗忘,更可作为惨痛的历史借鉴。

所以尽管在部分高端领域上,中国仍与世界有段差距,但在5G、人工智能、量子卫星、高铁等领域上的耀眼表现,以及高质量论文与专利的增加,都在显示如今的中国已急起直追,欲以实际成就打破“李约瑟难题”对中国文化与中国现代化的双重质疑。思维上以海纳百川取代闭门造车、在制度上保障人才培养与流动,最后把握自主权以免沦为科技圈里的被殖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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