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联办换将】不要用派系眼光看待骆惠宁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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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阵换将、紧急救火、超龄服役、毫无治港经验……香港中联办新任主任骆惠宁的“非常”任命,让外界对于这个“陌生”的官员充满广泛关注和好奇。多维新闻曾用“非常时期,非常之人,非常任命”来形容中联办的最新人事调整。

很多人不理解,这位曾经主政过两个省份资历深厚但又保持低调,并不为外界所熟悉的地方大员,有什么特别之处能够获得中央的青睐,在已经“退居二线”之后又被重新启用、担纲大任。因此,也就有媒体开始聚焦于骆惠宁履历,试图从中发现骆惠宁的特殊背景。

骆惠宁的破惯例任用,引发了诸多猜测。(新华社)

在一些媒体的报道中,对于骆的关注再度落入传统的、不准确的“派系”分析。或说骆受回良玉提拔,是“江派人马”;或说香港和澳门历来是曾庆红的地盘,中共港澳系统多出自他门下;或言骆惠宁和李克强同是安徽人,在安徽任职时与时任安徽副省长汪洋也有交集——李克强和汪洋都被指“团派”大将;或谈骆惠宁在青海任副书记期间,又和时任省委书记赵乐际搭档近4年……

这种基于“派系分析”对于骆惠宁的观察实则无聊、陈旧且是错误的。查阅骆惠宁的履历可以获知,平民出身的他仕途起于基层,和中国同时代的人一样,他经历过上山下乡,在安徽马鞍山是郊区的一个公社当过知青,后进入马鞍山钢铁公司当工人,在1978年恢复高考后考上大学,毕业后进入仕途。中国官场很多高层级的官员都有过类似经历,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都有过当知青,并在之后进入(或考入或推荐)大学,然后进入官场。

一步一步在中国政坛打拼走上高位,且任职多在穷困事艰之地的骆惠宁,无疑是中共从基础成长历练出来的精英人物之一。骆惠宁接近40年的官场生涯,确实与中共现任和前任很多官员有过交集,比如前文所述的中国国务院前副总理回良玉;也曾与现任中纪委书记赵乐际,在青海有过共事经历;也确实与李克强和汪洋同样是安徽人,还曾和汪洋在安徽有过共事经历,但显然不能因为这些,就简单的认为他是“某某派”,甚至认为他今天的破格擢用与此有关。如果套用上述分析方法,那骆惠宁有究竟是何门何派的呢?总不能都属于吧?这种所谓的“派系分析”,显然已经过时和荒谬的。

更何况,中共今天强调“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第五个现代化”的另一重含义就是告别“封建”的政治思维。中共十八大后,在本届政府矢志推进的改革过程中,有丰富经验的职业官僚再次被重用,所谓派系即使有,也在中央权威之下迅速“解体”。习近平的强势和对于现代化的追求,让中国政治所谓“主弱臣强”、下不服上、老人干政等负面效应已经消亡。今天对于政治人物的观察,已经不应该停留在“派系”、“圈子”思路中,作为传媒和观察者,更应该关注中国在步入现代政治环境中,对政策的制定、制度的建立以及治理思维的转变。如果今天还用陈旧的派系眼光来看待骆惠宁的职务变化,是不符合中国今天的政治现实的。

骆惠宁之所以今天能够超过65岁退休年龄之时再度获得重用,很多程度上是因为,在香港修例风波渐趋平息,需要通过改革由“乱”转“治”走出困境的当口,北京委任更符合香港现实发展的官员担当中联办的工作。低调、务实且长于治乱,性情宽厚、温和,有大局观,是观察家对于骆惠宁的评价,这也是他今天任职中联办关键因素。多维新闻之前就曾指出,骆惠宁被调往面临严峻管治危机的香港,显然是希望以其当年重建山西政治生态的魄力,在实行“一国两制”的香港,担负起更具政治挑战的改革重任,扭转当前北京治港工作的困境。

当然,也需要认清一个现实,尽管骆惠宁的“特别任命”代表了中央治港思路调整的信号,但是显然也不能骆惠宁一来就能药到病除,香港问题是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不可能因为一个人的到来就一蹴而就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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