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发动反右与文革 中国两次痛失统一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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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2020年大选落下帷幕,坚持“台独”的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得以连任,这无疑令希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人们深感忧虑。鲜为人知的是,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国共两党曾经两次进行秘密和谈,希望中国和平统一,但分别因毛泽东发动反右与文革等原因,国共和谈搁浅,中国两次痛失可能统一的良机。

新中国的统一问题,还在毛泽东筹谋建国大业时就提出来了。毛泽东最初确定的战略重点和最终目标是解放台湾。

1950年5月,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奉命成立以粟裕为首的前线指挥部,决定动用50万兵力对台作战。遗憾的是,就在攻台蓄势待发之际,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中国的战略重点被迫转向东北地区,解放台湾沦为泡影。

1953年朝鲜停战,1954年越南停火,在国际形势有所缓和的情况下,中共提出和平解放台湾。1956年7月,参加过1949年北平和谈的南京政府代表团代表章士钊带着中共给蒋介石的信南下香港,通过关系转交给蒋介石。

在信中,中共提出两岸统一的四条办法:第一,除外交由中央统管外,台湾的人事安排,军政大权,由蒋介石管理;第二,如台湾经济建设资金不足,中央政府可以拨款补助;第三,台湾社会改革从缓,有待条件成熟,亦尊重蒋介石意见和台湾各界人民代表进行协商;第四,国共双方要保证不做破坏对方之事,以利两党重新合作。信中结尾说“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希望蒋介石能回故乡看看。

蒋介石经过一年的认真考虑之后,于1957年4月派自己的学生宋宜山前往北京打探虚实。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中共统战部长李维汉出面与宋宜山商谈,李维汉代表中共提出两岸统一的四项具体条件:第一,两党可以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第二,台湾可以作为中央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享有高度自治;第三,台湾地区的政权仍归蒋介石领导,中共不派人士参与,而国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参加中央政权的领导;第四,美国军事力量撤离台湾海峡。

1957年反右运动中,百万干部被下放到农村和矿场劳动。(中国反右运动数据库)

宋宜山回到香港后,写了一篇一万多字的报告交给蒋介石。由于宋宜山的报告对大陆的成就颇多赞扬之词,蒋介石大为不悦。再加上毛泽东此时已发动席卷全国的反右运动,蒋介石认为国共谈判的时机并不成熟,中止进一步接触。

当章士钊从北京到香港为国共和谈穿针引线时,蒋经国的挚友、陈毅的至交曹聚仁也担负同样使命从香港到北京。曹聚仁先后会见周恩来、毛泽东,周恩来说:“我们对台湾绝不是招降,而是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毛泽东表示他准备再次与蒋介石握手。

曹聚仁回到香港后,立即将详细情况转告国民党方面。不久,台湾指令曹聚仁再赴大陆,到浙江奉化看看蒋氏祖坟。

1957年5月,曹聚仁第二次返回大陆,参观浙江奉化溪口镇,他代表蒋氏父子到蒋母墓园扫墓。所到之处一一拍照。回港后,即向蒋经国通报情况,并寄去照片。在另一封信中还谈了自己对国共合作的看法。然而,国民党既不让曹聚仁放弃,又不对国共谈判表态,一拖就是几年。

1965年7月,当国民党曾经的第二号人物李宗仁从美国回到北京时,蒋介石父子坐不住了。蒋经国亲临香港,接曹聚仁到台湾一起会见蒋介石,曹聚仁介绍中共的条件,蒋氏父子提出自己的意见,很快达成六项共识。据《文史博览》2009年第9期《密谈:蒋介石曾愿携旧部回归大陆》一文介绍,其主要内容为:

一、蒋介石携旧部回到大陆,可以定居在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个省区,仍任国民党总裁。北京建议拨出江西庐山地区为蒋介石居住与办公的汤沐邑(意即台湾最高长官在中国大陆的起居与办公之地)。

二、蒋经国任台湾省长。台湾除交出外交与军事外,北京只坚持农业方面必须耕者有其田,其他政务,完全由台湾省政府全权处理,以20年为期,期满再洽商。

三、台湾不得接受美国任何援助。财政上有困难,由北京按美国支援数额照拨补助。

四、台湾海空军并入北京控制。陆军缩编为四个师,其中一个师驻厦门和金门地区,三个师驻台湾。

五、厦门和金门合并为一个自由市,作为北京与台北之间的缓冲与联络地区。该市市长由驻军师长兼任。此师长由台北征求北京同意后任命,其资格应为陆军中将,政治上为北京所接受。

六、台湾现任官员官阶和待遇照旧不变。人民生活保证只可提高,不准降低。

1966年文革期间,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向红卫兵挥手致意。(AFP)

曹聚仁与蒋氏父子谈妥这六项条件后,立即返回香港,将谈判情况及六项条件报告给中共。然而,此事正在进行之际,1966年5月,毛泽东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革,在台湾岛内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蒋介石改变主意,国共谈判又一次搁浅。

1970年代初,中国重返联合国,中美实现和解,中日建交,这些重大事件使台湾处境急转直下,形势对大陆十分有利,毛泽东因此重提和平统一台湾。

这时,曹聚仁已于1972年病逝,92岁高龄的章士钊再次请缨赴港与国民党方面联络。1973年5月,章士钊到香港后,因频繁活动,过度兴奋以及气候不适,加上年事已高,6月下旬一病不起,当北京医疗队赶到香港时,章已病逝。

后来,蒋介石出于对台湾前途的考虑,又动了与中共重开谈判的念头。1975年春节期间,蒋介石将这一使命交给抗战前曾主持过国共秘密谈判的国民党元老陈立夫。陈立夫随即通过秘密渠道向中共发出邀请毛泽东访问台湾的信息。

也许是蒋介石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也许是陈立夫心情迫切,尚未等到中共回音,陈立夫就在香港报纸上公开发表《假如我是毛泽东》一文。他在文中殷切欢迎毛泽东或周恩来到台湾访问,与蒋介石重开谈判之路,以造福国家和人民。他特别呼吁毛泽东不计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国共两度合作的先例,开创再次合作的新局面。

然而,毛泽东与蒋介石最终没有实现第二次握手。此后不久蒋介石逝世,一年之后毛泽东与世长辞,历史留下了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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