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在中国“第五个现代化”中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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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介绍,该展览通过“仰望星空,与未来对话”的沉浸式数字意境,借助“洞悉、洞见、洞创、洞融”四大主题篇章,串联成一条“科技之奥,别有洞天”的展览主线。(Getty)

过去几十年,中国走出世界工厂的格局,在科技创新领域赶超世界先进国家,并且从打造科技强国,开启了科技治国的新阶段。科技,正在成为这个强权国家的增长引擎,中国的科技产业在复杂巧妙和雄心勃勃上已经发展到可与美国匹敌的程度。与此同时,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一样,在发展科技治理的道路上受到如此多的非议和批判,在中国共产党牢牢控制政治和话语权的同时,习近平提出的“治理能力现代化”,在西方也被描述为中国共产党在借助大数据、互联网、无处不在的监控摄像头等对人民实行全面监控,从而维持自身的高压威权统治。

对中国的科技治国政策的理解或许应该更全面一些,要看到它在社会、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应用,而非抓住一隅,便全盘否定。

科技如何融入国家治理?

过去十年,从水电煤到五险一金、交通违章等,中国老百姓越来越多的事情从“跑厅办”变成了“网上办”和“指尖办”,各个城市建设打造“数字政府”,如“浙里办”、“闽政通”、“北京通”、“粤省事”等创新服务不断涌现……政府数字化转型正在成为中国社会整体信息化发展的主要牵引力,并逐渐达到世界前列水平。

据市场报告显示,到2020年底,中国将建成以国家政务服务平台为枢纽的“全国一张网”,基本形成纵向贯通、横向协同、上接国家、覆盖全省(市、区)的“数字政府”体系,全国大部分省(区、市)80%的业务基本上能在线上完成;同时奠定了政府治理现代化的技术基础,继公共服务便捷化之後,数字技术将进一步帮助政府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区域数字经济加速等目标。

而最近中国的科技看点,再次被“区块链”和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向又一个新高地。

2019年10月24日,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区块链技术发展现状和趋势的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区块链技术的集成应用在新的技术革新和产业变革中起着重要作用……要加快推动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积极推进区块链和经济社会融合发展。”

继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后,中共在2019年10月28日召开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专题研究如何“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最早被多维新闻称作中国的“第五个现代化”,英媒BBC中文网在报道中表示,“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等各领域体制机制和法律法规安排,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但台港及西方的一些政治评论指出,所谓的治理能力现代化其实是用经济、政治、监控等手段保证中共执政。

不管这两种认识孰对孰错,“治理能力现代化”都已经与“科技治国”高度相连,可以看见,未来当大众提起中国“科技治国”时,想到的不再仅仅是摄像头监控,而是更系统更全面的现代化治理方略。相较于简单地将“治理现代化”认定为巩固中共统治,其背后的核心逻辑可能远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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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责科技治国 核心是经济之争

“当今世界,新科技革命和全球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新技术突破加速带动产业变革,对世界经济结构和竞争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是习近平对科技与社会变革,乃至更宏观的世界格局的认识。随着经济增长放缓,对科技创新的需求愈发迫切,尤其在中美贸易战升级之际,一场科技实力的较量摆上台面。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一书中,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做过这样的总结,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特征是铁路建设和蒸汽机的使用把人类引领进机械生产,第二次工业革命表现为电力和生产线出现导致规模化生产,第三次工业革命即为半导体、计算机和互联网发展催生的计算机革命或数字革命。

正在发生的这场技术变革,也必然导致第四次工业革命,站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浪尖,谁能最先发挥前沿科技的作用,谁就将引领全球市场。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正是人工智能(AI)、生物科技、万物互联网(IoE),在这个时代,比拼的就是科技渗透到社会、生活、工业、经济等方方面面的速度和效率。

以区块链政策来说,中国此时的态度转向,意在数字货币和未来的经济霸权。经济观察人士秦鹏在美国之音的谈话中表示,区块链让中国(中共)看到了机会,因此在前些年研究的基础上,开始试图通过“一带一路”推广国家数字货币,然后跟美国争夺金融霸权,区块链未来还有可能改变金融、物流、制造、军事等各领域,如果中国能在这方面抢占先机,甚至获得较大的控制权和技术实施的权力,未来能像华为在5G领域一样获得更大控制权,那将对中国全球争霸的野心提供很大帮助。

这不免让人想起,此前脸书(Facebook)的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曾警告美国国会,中国的数字化努力可能会令美国金融业望尘莫及。

中西对比 科技执政两重天

在这场以科技为名打响的战役中,中国已在短时间内受到全球关注,并且极有可能后来居上领跑世界,这种突飞猛进的态势,归根结蒂和中国的“国家意志”息息相关。如果说西方科技是企业通过市场达到,中国则是在国家的政策推动下高速前进,这种以举国之力达到的效果,远非其他国家能比。

在国家层面,中国将推进科学技术发展作为最重要政策,各级政府制定全面实施的综合计划,并为此成立了从中央到地方、从大学到企业的各级组织,并且《科学技术进步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明确规定,对科技和教育的投资有义务要超过经济增长的水平,这在世界上从未有先例。不仅如此,单独把一项高科技如区块链列为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主题,也未曾有过,足见中国对科技越发重视和投入。

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中国、美国和欧盟(EU)在技术和数据监管方面的差异也逐渐凸显,并对管理技术的相关规则和规范形成压力。中国正在发展的技术生态体系,已经让一些专家担忧互联网世界出现“中西分治”,如今在现实世界中,也出现中西方“科技执政两重天”。

美国乔治城大学亚洲法中心执行主任汤姆·凯洛格(Tom Kellogg)在美国之音的采访中提到,中国共产党口中的“治理能力现代化”不同于西方普遍接受的“现代国家治理”(Modern Governance),它不仅包含其他国家常见的将科技融入日常治理,从而改善政府的决策制定和整体表现的“良善努力”,也包括“通过改革提高共产党维护政治和社会控制的能力”。

也就是说,现代国家治理更倾向于结合民主和科技创新的经验,以透明、参与、包容及问责等基本原则,让政府的政策制定、执行过程更加透明和开放,让民众能全面了解并参与到政策的制定中来,用科技打造一个“透明政府”。相对而言,中国在此基础上走上了另外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探寻其缘由,中共党媒《人民日报》曾给出解读,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不是西方化”,因为中西方基本制度设计、核心领导力量和思想道德基础不同,决定了科技执政的差异性。

首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构了不同于西方的国家治理体系;其次,中国共产党作为核心领导力量,与国家的关系紧密而直接,不同于西方政党的背后是资本的力量,垄断资本是国家治理结构与治理体系的主导力量。此外,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立在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上,与西方国家的个人主义根本不同。这种种差异最终让中国的科技治理不同于西方。

一味用西方现代国家治理的方式,来批判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就一定合乎逻辑,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吗?科技产业在资本社会利益的竞逐下,着重在发展商业模式而非做出突破性的尝试和升级,这样的情况在由企业主导以符合市场需求为发展目标的西方科技发展尤为明显,中国的科技发展增加了国家意志的元素,从而使这片土地的科技治理笼罩上西方视域的“数字集权”阴影。

美国学者盖瑞·威尔斯(Garry Wills)出版过一本书叫《必要之恶》(A Necessary Evil),核心讲到任何政策都难以避免“必要之恶”,它是为了必须实现好结果而必然发生的,且在一些人看来是“恶”的事。如何让科技向善,让科技治理造福于国家发展和人类社会,才是初衷,对于“必要之恶”,或许更应该思考如何避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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