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场:肺炎恐慌蔓延 一场新的危机正在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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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周末,中国内地舆情因为“故宫开车”闹得沸沸扬扬。除了各大党报官媒轮番发文痛批特权外,网名的口水更是汹涌而至,有不满故宫满纸套话空话回应的,有不满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特权阶层的。最后归结起来一句话:故宫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公众好感度,一夜之间如轰然倒塌的大厦,毁于一旦了。

这样的舆论热度并没有持续多久,就被紧随其后的新型肺炎取而代之。而从首次发现到被重视,已经过去二十天时间。至今传染源和传播途径等关键问题还不确定,这也是引发公众恐慌的根由所在。

根据武汉卫健委19日发布情况通报,该市17日新增17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从而使武汉市的新型肺炎病例增至62例,其中两人死亡。另有82个疑似病例,763个密切接触者中有681人解除了医学观察。另外武汉市疾控中心19日通过记者会表示,这一疫情不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该中心还表示这一疫情可防可控。

虽然官方一再传达着“可防、可控”的积极信息,但公众显然已经按捺不住,变得急躁不安。毕竟2003年的SARS风波还历历在目,再加上各省份乃至世界各国都陆续确证病例,更是加重了人们对于这场肺炎疫情的焦虑。

中国半官方媒体《环球时报》19日社评《防控好新型肺炎,让春节更祥和》,一方面意在安抚人们恐慌的情绪,另一方面也试图附和外界所争论的是否存在晚报瞒报的疑惑。“非典的早期是出现了晚报瞒报的,那样的事情在中国决不能重演。”吃一堑长一智,经过SARS一役,这一次“该做的隔离一定要果断实施,相关信息的公布同样要果断……研究新型肺炎最权威的力量肯定在中国国内,有关方面只要及时、全面地公布信息,就完全能够做到主导相关的信息供给,不让网上对外部信息的片面转引误导了中国内地公众。”

社评之外,《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在个人微博也表达了类似的态度,“虽然武汉肺炎在舆论中炸了,但我们接触到感染源毕竟是低概率事件,而且从现在的情况看,它的人传人可能性和致死率又远比SARS低。把这些都考虑进去,你就会对与这个疾病的真实距离有了更全面的了解。”

道理都懂,但在带有极大不确定性的疫情面前,恐慌的情绪还是无法轻易平复。香港大学新发传染性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以及流感研究中心主任管轶就直言,目前武汉肺炎发展轨迹与当年早期SARS疫情相像,应该引发高度关注。同时建议“对于疫情防控,一定要充分做到交流、合作、协调。如果违背这一原则,就会出现混乱,也会在出招之前把自己的眼睛和手脚束缚起来。”与此同时,“有些专家讲话不要人为误导,譬如有人说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可防、可控、可治,但是否要进行解释How,即怎么防、如何控和怎么治这个问题。”

的确,在一切未有定论之前,任何的说法,不管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可能引发混乱,并成为一种人为误导。至于是否存在晚报与瞒报,这一争议背后,既有公众的惯性思维使然,当然也暴露出政府积重难返的公信力不足问题。

历史是一面镜子,恐慌的人们从2003年的SARS疫情这面镜子中,看到了平静表面背后的汹涌波涛,官方理应不会也不应该忽视这面镜子。

20日召开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当记者问到“中方正在采取哪些措施应对疫情”时,发言人耿爽给出了相对平稳的答复。“中方一直在采取措施来积极地处置疫情,制定严密的防控方案,全力地救治患者,同时也做好密切接触者的管理。”此外,“我们第一时间向世界卫生组织(WHO)分享了新型冠状病毒的基因序列信息,在接到有关国家相关病例的通报后,中方高度重视通过双多边渠道与各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合作,全力应对。”

另外对防火墙外的信息梳理,也基本与中国官方口径吻合。关于严重性,BBC援引爱丁堡大学的马克 • 伍尔豪斯(Mark Woolhouse)教授观点,认为“这一次比类似感冒的症状要更严重一些,而这是令人担心的,但是它又不像 SARS 那么严重。”关于传播性,世界卫生组织则表示,目前还没有确切的“持续人传人”证据。关于蔓延性,疫情确实在发展,但未有大范围蔓延,世界卫生组织也认为,根据现有的信息,不建议对中国实行任何限制地区贸易和旅行。

接下来疫情会如何发展,还未有定论。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当每年一度的春运大潮与肺炎扩散迎头赶上,对中国来说,真的是一场新的危机,也是2020年的第一场大考,既考验的中共的危机处理能力,也考验着现代化的实践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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