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中央治港】骆惠宁文章透露中联办改革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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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2020年1月20日,新任香港中联办主任兼中共中央香港工作委员会书记骆惠宁在中共权威党报《人民日报》第9版发表了一篇标题为《推动香港“一国两制”事业行稳致远》的文章,全文只有3,000余字,在香港和外界舆论中没有惊起多少波澜,但其重要性其实不可低估。

这篇文章第一次全面阐述了骆惠宁赴港之后,他所领导的中联办将要做什么不同以往的工作,以及中央治港在执行层面的整体框架。在北京观察人士表述中,此文章对于香港未来时局走向,极有警示价值和参考意义。

2020年1月6日骆惠宁履新香港中联办主任后一度“马不停蹄”,接见媒体,率队前往深圳沟通领导班子,拜会香港历任特首,再到广州会见广东高层。外界根据官方打磨后公开的只言片语来观察这位曾经的地方大员赴港后会有怎样表现,而他此次发表在《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其实正是其接下来工作的一次集中宣示。

首先,这篇文章回答了骆惠宁和他领导下的中联办未来要做什么,怎么做的问题。在第一段,骆惠宁说明了习近平早前视察澳门时一系列讲话对“一国两制”的重要性,以及“澳门经验”对于香港治理的重要性。他表示,“更深深感受到借鉴澳门经验,坚持和完善香港‘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意义,也更深深感受到中央驻港机构所肩负的光荣使命和重大责任”。

这些相对感性的表述里,观点和逻辑却是明确的。中央对澳门的治理证明了“一国两制”的可行性和成功,已经形成了“澳门经验”,而且这种“澳门经验”可以为香港所“借鉴”。香港中联办需要做的,就是借鉴“澳门经验”,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下香港的制度体系,进而实现包括香港在内的整个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也就是多维新闻此前不断强调的“第五个现代化”。

这是在习近平视察澳门之后,骆惠宁领衔的中联办相对于以往的“更深深感受到”的,也当是其接下来将要展开的新的工作方向。骆惠宁称其为“光荣使命和重大责任”,其潜台词是这种“光荣使命和重大责任”是中央驻港机构本就该肩负起来的,而他此番赴港就是要承担起这样的使命与责任。

文章最后直接点出了中联办接下来的工作内容,但其指向相对较“虚”,例如说“与特区政府和香港各界人士一道,在全力‘止暴制乱、恢复秩序’的同时,认真思考围绕‘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应‘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一重大课题”。而这其实反映出“一国两制”框架下中联办的基础性和辅助性角色,其对问题的思考和改进将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香港政府和各界人士的主动作为之上。

第一,要树立香港对“一国两制”的信心,也就是对香港的政治制度、前途命运的信心。自香港回归以后,逐渐形成针对中央政府、香港政府、中国内地等方面的,以怀疑、批判、异化、反对或排斥为主调的思维认识和舆论氛围。持续半年之久的修例风波更是严重动摇了香港各界对“一国两制”和香港政治制度的信心。在这种情况下,更须首先重建人们的信心,然后才可实行其他后续方案。骆惠宁没有明言的“潜台词”或许包括改变香港管治团队的治港思路和认识,以及改善明显不利于香港稳定发展的社会舆论环境。

第二,“准确”和“正确”地把握“一国两制”方向,通过制度改革和加强执行,实现香港的“长治久安”。骆惠宁提到,“如果国家安全体制机制长期缺位,外部势力就能够无所顾忌进行渗透破坏”,并复述了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所称的“建立和完善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并强化执法力量,着力补齐这一“突出短板”。

第三,香港要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积极参与者”,实现香港与中国其他地区的分工、融合与共同发展。骆惠宁引用了习近平视察澳门时发表的观点,澳门的“主人翁意识”就是“自觉站在国家整体利益和澳门根本利益的立场上考虑问题”。“一国两制”是香港的最大优势,中国改革开席是香港的最大舞台,“一带一路”与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是香港的重大机遇,香港应该抓住这些机遇,“乘势而上”。

第四,恢复香港社会民间的国家认同,其关键着手点在于香港的教育。骆惠宁认为,习近平所说的“爱国爱澳成为全社会的核心价值”,是“一国两制”和特别行政区制度得以在澳门顺畅运行的社会政治基础。习近平所说的“爱国主义教育兹事体大,希望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部门和学校担负起主体责任”,“这一点对香港同样非常重要”。香港需要在全社会尤其是青少年中加强宪法和基本法教育、国情教育、中国历史和中华文化教育,完善香港教育治理制度体系。

香港也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骆惠宁的这些表态,其实与近年中共形成的新思路、新决策一脉相承,是具体化到中联办和香港各界的具体行动计划。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对“一国两制”制度体系作出过大幅调整,习近平视察澳门时的讲话更清晰地指明了香港的变革路径。

十九届四中全会制定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就是中国“第五个现代化”的系统方案,也确认了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具体包括完善中央对香港官员的任免制度、中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的解释制度,并提出“依法行使宪法和基本法赋予中央的各项权力”,“建立健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健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对中央政府负责的制度”,等等诸多方面。

骆惠宁这篇文章明白无误地强调,“香港、澳门自回归祖国之日起,重新纳入国家治理体系”。那么,在整个中国都在推进“第五个现代化”之际,作为中国一部分的香港是否也应该推进“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呢?答案是不言而喻的。更何况,香港近年饱受政治纷争的困扰、经济发展趋缓、底层民生困窘,修例风波更是重创整个社会的未来命运,更需要做出自我改变,跟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需要指出的是,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并非“西方化”。香港更不应认为自身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走在中国内地前面。由于双方的制度差异,进行简单的对比是不合适的。双方都需要在“一国”之下,基于各自的实际情况改进自身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

具体如何推进香港的“现代化”,需要香港自身的探索,以及香港与内地之间的协调。而中联办主任骆惠宁此番发表于《人民日报》的文章尽管带有明显的中国式官员风格,简单、干脆、利落,外界难以看懂,实则代表了中央的立场与态度,正是讲给外界尤其是香港人听的。四平八稳、波澜不兴的背后,其实是大国治理的静水流深。香港还需仔细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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