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官的“战狼式”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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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中央社)

近年来,中国外交官员的言语措辞正发生一些微妙变化。在2019年12月11日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国大使和丹麦法罗群岛政府官员的对话三度发起提问,询问中国大使是否威胁对方使用华为5G,以及中国是否在与法罗群岛洽谈自贸协定。对此,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先表示该提问有事实性错误,而后表示美国高官满世界抹黑中国企业才是真正的威胁,在第三次被追问时则反问“谈还是没有谈到华为,你认为有任何区别或实质意义吗?美国官员、大使可以满世界抹黑攻击中国华为,难道中国大使同其驻在国官员谈合作的时候,就不能提到中国公司的名字吗?这是什么逻辑?你是不是觉得中国还处于这样一个时代?美国可以满世界抹黑、攻击、打压中国,而我们连名字都不可以提,更不能还嘴,你认为是这样吗?我告诉你,这样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我们有责任坚决维护中国公民和企业的正当合法权利。”

时光倒回五个月前,在2019年7月3日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当有记者就香港反修例运动提及英国外交大臣亨特(Jeremy Hunt)“英国支持香港居民捍卫英方为其争取来的自由,希望所有国家履行国际义务。香港特区政府不得将抗议中的破坏行为作为镇压的借口”的表态,并就此征询中方评论时,外交部发言人耿爽答道:“我已经连续两天就亨特先生的涉港言论做出回应,表达了中方的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但是他似乎还沉浸在昔日英国殖民者的幻象当中,还执迷于居高临下对他国事务指手画脚的恶习当中,仍然不知悔改,继续信口雌黄……英方对回归后的香港一无主权,二无治权,三无监督权,根本不存在任何所谓‘责任’。英方动不动就以‘守护者’自居,这纯粹完全是自作多情、痴心妄想……我们希望英方,特别是亨特先生不要再自不量力,粗暴干涉香港事务,这注定是徒劳的。”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中国外交部网站)

同样是当年7月,美国宣布对台军售案,台湾总统蔡英文过境纽约,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在推特(Twitter)上以英文直言,“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没有任何分裂中国的尝试能够成功。玩火的人最终会引火烧身。言尽于此。”

更令人印象深刻的应该是2016年6月的中加外交部长年度会晤。在会晤后的记者会上,有加拿大记者就有关中国人权问题质疑“加拿大为什么要与中国保持更紧密关系?如何通过这种关系来促使中国改善人权?”,中国外长王毅接过话题,怒目回答道:“你的提问充满了对中国的偏见,和不知从什么地方来的傲慢,我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相对于过往数十年间中国外交官的低调谨慎,新一代中国外交官明显正变得愈发敢言。

中国现任外交部长王毅,被认为是强硬派的代表。(Reuters)

英国广播公司(BBC)曾于2019年7月17日发文称“中国外交愈趋战狼化”。对此,有人眼前一亮,有人皱眉侧目,但这就是正在上演的事实。无论是在谈及“一带一路”、中美关系、涉港涉台,抑或应对西方媒体的“歪曲报导”,中国的驻外使节和外交部发言人正愈发频繁、高调且有骨气地阐述中国立场。难怪有公开报导称,有中国外交部官员在中央党校讲课时开玩笑说,给外交部寄钙片的人越来越少了。

不过与其说中国外交官员愈发“战狼化”,或许更准确地评述是“战狼的回归”,而这还须从中共建制初期讲起。

“战狼”回归

1949年中共建政后,新政府一个紧要的任务就是尽快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为此也亟须有文化、懂外语、参加过对外工作经历的人担任驻外官员。问题在于,毛泽东“另起炉灶”的外交政策规定不留用原国民政府的外交官,事实上也少有原国民政府外交官愿意留任。对彼时的中共而言,外交人才异常稀缺。

当时,中共想出了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既然驻外官员所需要的品质是忠诚、刚毅、能断,那么解放军各部队的将军们不正好符合这些要求吗?在那段“将军大使搞外交”的岁月里,除了曾担任外交部长、被称为“元帅外交家”的陈毅,还有诸如袁仲贤(三野八兵团政委)、黄镇(解放军总政治部第一研究室主任)、耿飙(一野十九兵团副司令员)、姬鹏飞(三野九兵团政委、杭州警备区政委)等一众人物,都是具有代表性的将军大使。长年在战场上历经真刀明枪和尔虞我诈的将军们,把丰富的工作经验以大使身份充分运用到了外交战场上。在那个美苏两大阵营泾渭分明相互挞伐的冷战时代,这并非一件容易的事。

正是第一代中国外交官们不做半点退让的“战狼式”骨气,令周恩来得以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舌战16国代表,促进区域冲突的缓和,且在一定程度上打破美国对中国的封锁禁运,提振新政权的国际威望。也是这份骨气,令中国在必要之时不畏于战,为维护中国独立发展路线而大胆执行反帝国、反修正的“两个拳头出击”,令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有了实现的可能,乃至在那个国力羸弱的时代取得了显赫的政治地位,与美苏形成微妙的三角关系。

1955年4月,周恩来率团参加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这是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发言。 (新华社)

当时中国的外交风格是以攻为守。如果说联合国(UN)初创时中国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是凭借百万将士的奋战、千万黎民的牺牲和世界地缘现实所决定,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赢得“五常”地位,凭借的无疑是建国初期那一代人所浇筑的政治和军事基础,而奔波于亚非拉欧美国家,敢战敢言又有所节制的将军外交官们,起到了不可磨灭的积极作用。

而后,在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军事社会改革基础上,邓小平时代的中国人有了着手经济建设的可能。那段年月里,人们辟蹊径、倡实干,以历史罕见的数十年长足稳定发展,构建了今天中国富足的综合国力和完善的产业结构。在这数十年间,外交工作的重点就是落实“韬光养晦”的宗旨,将逐渐出现的分歧暂且搁置,确保外部环境总体稳定和善,在既有国际政经框架下将国家利益最大化,尽量“闷声发大财”。

在这种时代背景之下,第二代中国外交官的使命便不再是国际外交场的“开疆拓土、折冲御侮”,而是“息事宁人、广结善缘”,这就需要第二代外交官们有强大的忍耐力与亲和力,即便发生诸如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中美南海撞机事件,即使美国连一句道歉都不屑给予,即使中国外交官因此被激昂的国民批为“没有骨气”,被带有侮辱轻视意义的“送钙片”,那一代外交人的工作也一直服从于国家的发展需求。

中国前外交部长吴建民在世时,曾被一些人冠以“鸽派”的身份。(VCG)

因此,当今日人们审视中国外交官,认为他们正愈趋“战狼化”,实则是以第二代外交官为标准,认为当代外交官员正偏离既有轨迹。事实上,中国外交一直都有“战狼”传统。

缘何生变

那么,为什么中国当代外交会再度出现“战狼回归”的趋势?这种转变背后有着怎样的内外因素的推动?

第一,日强的国力。作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和第二大经济体,乃至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中国经济的巨大体量和发展空间已经足以应对任何挑战,且有足够韧性的抗打击和反制能力。无论是贸易战、外交战、还是武装战,拼的都是综合国力,这是中国外交官们“钙养分充足”的最大基础。

在此基础上,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缩小,产业升级对各国形成实在的竞争压力,且又有迥异的政制及意识形态,这不可避免地引起各方重视和不少西方人士的敌意。中美世纪博弈在2018年以贸易战的形式拉开序幕,双方在台海、香港、新疆乃至5G发展等多领域展开攻防战。此时中国面对的并不仅是个别政客出于意识形态的指摘,而是有系统的、刻意的舆论攻击,现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和美国副总统彭斯(Mike Pence)便是最典型的代表。一如过去三四十年间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需要外交工作“韬光养晦”,今天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则需要外交工作更为“积极有为”。

中共总书记2012年上台后,在外交战略上开始走“积极有为”路线。(Reuters)

第二,中共高层对外交战略的改变。在建政后的前六十余年中,中国打下了较为坚实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基础。在此基础上,如今的使命在于进一步完善政制体系,优化治理能力,为下一个数十年的经济发展重新改革经济结构,乃至推动国际秩序革新,让这个愈来愈显得不合时宜的、以西方中心论为根本的战后国际秩序,变得更为多元、更为有代表性。

为此,中共十八大以后,中国为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而明确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并为之构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落实一系列被称为“改革开放2.0”的开放性市场改革,以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简称进博会)、支持《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方式,深耕中国市场与国际经济的衔接。

钱其琛(左)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外交的泰斗级人物。 (VCG)

在中国政府看来,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刻变革当中,中国必须“更加积极有为地维护世界和平,更加积极有为地参与国际事务,更加积极有为地促进共同发展”。当习近平2014年7月访问拉美四国期间说出此话时,也是在将“积极有为”定为中国外交新的主基调。这是因应时代需求而做出的调整。

第三,人的变化。更需要意识到的是,同样的职务由不同性格的人落实,也会有不同的效果。

第一代外交官员大都是“10后”、“20后”、“30后”,这批曾经历过战争、革命,亲身参与到共和国奠基过程,从废墟中重建家国的外交官们,性格中自然带有敢言敢为的一面。第二代外交官则以“40后”、“50后”为主体,他们生于贫寒,长于忧患和动乱,见证了国家的飞速发展进程,因此更能忍常人之不能忍,且无比珍惜发展的果实。

到了以“60后”、“70后”乃至“80后”为主体的第三代外交官员,他们生长于国家蓬勃向上的阶段,见证了国力日盛的发展历程,不仅没有那么沉重的负担,还有着远超前辈的自信和底气,得以平视发达国家。此时面对西方愈发针对性的姿态,也就不应该且不会甘于忍气吞声。时代变了,如今已经不是中国息事宁人就能换来安宁的时代。

不过,纵然当下发展阶段需要中国在国际场上更加积极有为,也不代表中国就应全面“狼化”。事实上一个诡谲的情况是,与外交官员愈发强势相反,中国军队高层近年来在对外、尤其是在对美交往方面态度相对低调很多,频频强调“要将两军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稳定器”。为此,不乏有人将耿爽等外交部发言人“战狼式”的风格与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彬彬有礼、语调温和的形象相对比,戏言“就应该让耿爽和吴谦互调岗位”。

此话诚然令人莞尔,但认真细想,当下中国在军事、科技、产业等方面仍有一定短板。那么在外交上做必要的积极工作,同时,通过包括贸易战等可控的方式,适当让西方对中国的不满和分歧得以释放,从而延长中国的发展窗口,让中国自身军事、科技、经济实力再上一个台阶。这何尝不是一种战略选择?

本文转自《多维CN》054期(2020年2月刊)中国栏目《中国外交官的“战狼式”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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