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全球化塑造的现代性:当代艺术不存在“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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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战在2019年吸引了太多舆论目光,中美博弈也被国际观察者普遍视为全球化退潮的一大证据。然而在中国国内,艺术展览市场的全球化程度却在进一步提升,北京在年内举办了迄今为止中国国内最大规模的毕加索展,中国艺术家徐冰的艺术展“蜻蜓之眼”则吸引了多国艺术爱好者的关注。事实上,已经深度融入全球体系的中国当代艺术,也不断在中国追寻“现代性”的道路上提供着独特的书写角度。多维新闻记者与中国知名策展人董冰峰就当代艺术的话题展开对话,本篇为第三篇(共三篇)。

寻找具有独特中国烙印的现代性之路,已经成为中国各个领域的共同命题。(新华社)

多维:今天的世界正在发生一些非常重要的变化,比如中国官方语境里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针对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全球化遇到了很多的阻力和挑战,似乎出现了倒退的趋势。其背后的事实是,世界范围内权力中心的转移、财富的转移、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到来、民主自由价值观遭遇挑战、信息时代对社会空间的全面改造等共同构成了国际体系的范式转变。由此也引发了人们对于“现代性”当中西方中心主义烙印的反思,很多中国学者开始探讨中国能否找到一条既与已知的现代性有联系、同时又带有自身特色的现代性道路。中国艺术界是否也有类似的尝试?

董冰峰:我觉得这个问题肯定是非常重要的,其实大家也在反思,比如说上世纪80年代当代艺术好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大家可以通过整个国家所谓的思想启蒙、文化变革找到中国新的美术的一种现代化、当代化的方法。

多维:但是现在的舆论中越来越倾向于将当时的做法批判为“把西方的一套东西拿来贩卖”。

董冰峰:我不是很赞同这一点,原因在于,整个80年代有一个问题在不断浮现,就是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争论,这也造就了当时的美术发展环境。一方面我们看到改革派所谓的全盘西化——80年代这个词特别流行——另一方面则是传统派、保守派也在不断的求变,他们也提出了新的思路,导致我们看到很多中国传统美术的方式,包括书法、传统绘画艺术的方式都在不断进行现代转化,成为“完全按照西方的现代美术创作模式”之外的一条重要线索。这两条脉络创造了许多新的成果,他们既合作也不合作,所以我觉得不能说中国80年代整个艺术界(美术界)只有全盘西化一股潮流。

事实上2000年以后全球化快速扩张的过程中也一直不断面临着冲突,但是就像你刚才所说,目前每一个地域,每一个区域国家都在进行一种新的整合。当艺术也面临新的冲突对抗的时候,我们能否有一种新的出路,这种思考我非常认同。

在世界大变局的背景下,当代艺术也在寻找新的可能性。(新华社)

董冰峰:但是中国在这个时代能否扮演一种新的“现代性”的角色,或者现代化的身份,这点我并不太看好。中国现在已经最大程度地卷入到全球化的过程当中,任何来衡量中美关系的议题实际上都是全球化的议题,而不是中美两个国家的议题,中国和非洲的问题也是这样,中国和亚洲的关系,包括香港问题,其实也都在这样一种大的冲突关系当中。

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很难区分你我,我们都是在这个全球化的经济、政治关系链当中,不管是美国的当代艺术,还是欧洲的,日本的,中国的,我们在每一个时间段表达你所关注的文化议题和艺术议题,以及背后的政治、社会议题,我们都可能是秉持非常接近的一种思路,或者一种模式。我觉得这种驱动性最大的一个特点,也就是我们在今天讨论中国当代艺术的时候,无法衡量这个是不是“中国特色的”,我们只能加一个全球的背景,因为从艺术家到艺术形式、艺术主题都在全球流动,这种流动性是史无前例的。最明显的现象是,随着中国最大程度卷入到全球化的经济体系、生产体系当中,艺术体系毫无例外也被卷入到了博览会、收藏家、美术馆等等这样一个国际艺术市场的流动体系。为什么中美贸易战一开始决定对中国出口艺术品加税的时候,美国的博物馆、收藏家都非常的紧张,因为这已经是一个完整的生态链。

所以2017年在纽约的古根海姆美术馆举办了一个非常大规模的中国当代艺术大展,叫“世界剧场”,将1989年到2008年之间二十年的中国当代艺术做了整体性的历史回顾。那次展览的题目为什么叫“世界剧场”?毫无疑问,90年代以后中国已经深度的参与到全球化当中,中国美术的问题也变成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每个人都在这个剧场当中扮演不同的角色,议题、形式、语言、交流的方式等等都是这个网络当中的一部分。

所以我觉得对于今天的中国当代艺术来说,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现实,就像我前面提到的徐冰的《蜻蜓之眼》,它既是中国的议题也完全是个国际性的议题,如果这个作品在英国有些禁止人脸识别的城市展出,或者在美国有些已经立法禁止人脸识别的州展出,其中涉及的肖像权保护、肖像伦理等议题预计会遭遇更大的争议,但是这个作品偏偏在中国这个肖像保护制度还不那么完善的地方展出,作为飞速的现代化过程当中一种社会现象为主的艺术作品代表出现,所以大家可以非常鲜明地看到作品背后社会现实中的焦虑与矛盾。这未尝不是某种对新的现代性之可能性的思考,但这种思考也是全球化背景下对于现代性反思的一部分,与是否“独特”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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