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未离去的街头政治 全球为何进入新抗议时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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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2019年已经过去,但是整个2019年,尤其自下半年开始,世界各地相继爆发大规模街头抗争活动至今并未结束。

2019年6月12日,香港反修例群众包围立法会。(AFP)

2019年12月16日,印度首都新德里的示威者放火焚烧巴士,堵塞道路,防暴警察发射催泪弹并挥动警棍驱散人群;2020新年第一天,百万香港市民响应“民阵”号召再次走上街头争取“五大诉求”;2020年1月4日,游行人群从巴黎东部的里昂车站(Gare de Lyon)出发,手上标语写着“马克龙,撤销你的计划,拯救并改善我们的退休制度”,一步步往北走向4公里外的巴黎东站(Gare de l'Est)……

大量民众走上街头要求当权者做出改变,以回应自己的利益诉求。在过程中,或是游行中动辄出现的暴力过激行为,或是政府采用的极端回应方式,无不带来无法避免的副作用,即轻则城市陷入瘫痪,重则国家政权产生危机。

2019年全球如何成了一个此起彼伏的政治火药桶?如今的街头抗议活动和过去有何不同?看似毫不相关、各有诉求的抗议游行背后,是否存在一只神秘的推动之手?

疯狂与躁动

2010年12月,中东北非地区发生“阿拉伯之春”革命,掌权30年的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Muhammed Mubarak)被推翻,但首位民选总统穆尔西(Mohamed Morsi)也不过上任一年就被军方罢黜。当年同属于北非国家的阿尔及利亚与苏丹似乎逃过了一劫,却在8年之后掀起被称为“阿拉伯之春2.0”的政治运动,开启了2019年全球抗议浪潮的序幕。

2019年2月,已经82岁且病入膏肓的阿尔及利亚总统布特弗利卡(Abdelaziz Bouteflika),宣布要参加当年大选谋求五连任。布特弗利卡1999年起担任阿尔及利亚总统,2013年罹患中风,之后几乎不公开露面。阿尔及利亚的政治和经济由此越来越封闭僵化,年轻人失业率高达三分之一。所以,布特弗利卡谋求连任的消息一经公布,愤怒的人群立刻走上街头。布特弗利卡最终在2019年4月2日宣布辞职,前总理塔布纳(Abdelmadjid Tebboune)当年12月13日当选总统,承诺与示威民众对话和修改宪法。

布特弗利卡宣布辞职9天之后,统治了苏丹30年之久的总统奥马尔•巴希尔(Omar Al-Bashir)也因谋求连任引发街头游行,4月11日政府被推翻。10月15日西非国家几内亚,10月21日位于南美洲的玻利维亚,两国总统重蹈覆辙,也都因为谋求连任以及执政能力被质疑而被迫相继下台。

2019年5月11日,数千人在威尔士首府加的夫举行游行,呼吁威尔士独立。(Getty)

如果说上述国家的街头游行还保留着“政治”这样的传统因素,那么加勒比海岛国海地的全国暴动,则介于政治和经济之间。自2019年9月中旬开始,海地成千上万的民众走上街头抗议政府腐败、燃料短缺造成价格上涨等问题。一个月后,南美洲发达国家智利的街头抗议,从反对地铁票价改革演变到反政府游行。

而在万里之遥的香港,近百万的年轻人因为政府要修改《逃犯条例》而从2019年6月开始大规模集结游行,即便港府于9月4日宣布撤回《逃犯条例》修订草案,游行仍在继续且诉求扩大为“五大诉求”。甚至当时间的指针已经跨入2020年之后,香港的街头游行仍在不定期继续。

这种带有分裂倾向的游行,到了西班牙和英国则变成赤裸裸的独立诉求。自2019年10月14日九名分裂主义领导人被分别判处9年至13年徒刑后,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爆发了街头游行,并很快从和平游行转变为暴力抗议。加泰罗尼亚是西班牙宪法框架下拥有自治权的地区,其分离主义是长期困扰西班牙内政的问题。进入本世纪之后,随着西方国家内部经济困境的加剧,加泰罗尼亚的独立话题被再次摆上了前台,而且成为西方国家人权与民族问题的禁区。

而在英国,2019年10月19日英国脱欧协议投票当天,有号称百万规模的人群聚集,因为对“脱欧”的意见不一致,支持脱欧与不赞同脱欧的人群互不相让,分离主义再次“热情高涨”。据称,决意留在欧盟(EU)的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一个要求再次举行独立公投,一个组织新的“北爱尔兰共和军”,让该地区局势变得异常紧张。

2019年10月28日,伊拉克巴格达,当地反政府示威活动持续。(VCG)

信息时代“无中心化”的两面性

值得注意的是,经盘点后可以发现从政治到经济,到某项政策乃至改革,甚至是某个有影响力的反对派人士的振臂一呼等,2019年的全球抗议没有一个共同的导火索,也没有共通的主题,抗议群体的诉求也各不相同,体现的是全球民众对政治、经济、社会的全面不满。

另外,2019年的全球街头游行,很多都是没有经过周密部署与组织,缺乏统一诉求、统一组织,“避免”造神领袖,进而形成了群氓式运动的现代特征,即无领袖,无大台。

“无大台”的运动形式带来的弱势是诉求多样,不统一。香港示威者尽管打出“五大诉求”,但这并非参与反修例运动的统一诉求,因此,到后来随着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宣布撤回修例,示威规模逐步减少,示威激进者难以为继,只能越来越暴力。

2019年11月4日,智利圣地亚哥,示威者与防暴警察冲突。(Reuters)

互联网的出现,尤其是智能手机与社交软件的更新换代,为今天的街头政治游行提供了便捷的沟通平台。回首100年前中国五四运动时,组织者还要依靠街头演讲等形式扩大影响;二十世纪中期,各种政治运动的开展仍然依靠张贴宣传报、电话等形式,到八十年代有了呼叫机,2008年苹果手机诞生,将移动电话带入智能手机时代,随后推特(Twitter)、telegram(2013年初始版本)相继诞生。

技术的变革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而且在近年社运形式发生变革中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今天沟通的便捷,让全球各地游行中发生的种种暴力行为很快被模仿。2019年10月中旬开始的西班牙游行,示威者明确表示他们借鉴了香港示威者的行动。10月14日当天,近52.5万人聚集于巴塞罗那,封锁街道和地铁站,令市中心交通瘫痪,极端抗议者点燃汽车,使用刀具、腐蚀性液体、弹弓、火焰瓶等武器与警方对峙冲突,甚至还有人用烟花对准起降的飞机。这种场景和香港街头乱象如出一辙。

吊诡的是,在当今沟通无障碍的信息时代,相关政府却无法通过和抗议者代表进行谈话以平息事态,因为这一轮街头抗议的“去中心化”特征,让诸多抗议群体没有“代表”,谁也不可能代表其他人去选择结束抗议还是继续“战斗下去”。所以黎巴嫩的动荡状态仍未改变,伊拉克抗议者同政府继续剑拔弩张,而香港的游行人群也一直试图让外界不要忘记了自己。(未完待续《并未离去的街头政治 全球为何进入新抗议时代(下)》

本文转自《多维CN》054期(2020年2月刊)专题栏目《并未离去的街头政治 全球为何进入新抗议时代》

请留意054期《多维CN》、051期《多维TW》,香港、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澳大利亚等其他地区各大书报摊及便利店有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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