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治理短板暴露无遗 中国和“第五个现代化”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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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时间拨回到半个月前,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没能料到,在中国武汉市发生的多例不明肺炎病例,竟然能酿成一起远比2003年非典(SARS)严重的“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迫使高速流动的中国和传承数千年的热闹春节风俗骤然暂停,导致上万人被病痛折磨,给中国国家秩序和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难以估量的重创,并对全球许多国家造成外溢性影响。

2020年1月26日,武汉肺炎疫情大爆发后,一名护士穿着防护服在救护车旁打电话。(AP)

分析武汉肺炎从最初发现病例、蔓延、大爆发的前后过程,我们发现总根源是“第五个现代化”的严重缺失。“第五个现代化”原为习近平于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当时多维新闻本着对于毛泽东、邓小平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向和国家长治久安的认识,率先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概括提炼为中国继工业、农业、国防、科技“四个现代化”之后的“第五个现代化”。去年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中共还专门聚焦讨论了这个议题。而今次造成中国人心惶惶的武汉肺炎疫情扩散,归根结底正是因为疫情防治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严重落后。

从治理能力层面来说,湖北省、武汉市相关官员和中央级的医疗管理部门严重缺乏应对疫情的科学意识、实事求是的态度和行之有效的统筹协调能力。早在2019年12月8日武汉市就已经出现第一例不明肺炎患者,可武汉市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竟然以维护社会稳定之名,刻意隐瞒疫情,迟至12月31日才首度公开通报“已发现27例病例”,声称“病情稳定可控”。当时武汉有8名医生在医学微信群提醒旁人注意肺炎疫情,竟然被武汉市警方处理为“造谣者”,遭到约谈和训诫。在武汉市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的压力下,武汉本地媒体在疫情面前完全丧失媒体监督功能,没有发出任何关于疫情的预警,反而因湖北“两会”召开而隐瞒疫情信息,甚至在1月20日抗击非典第一功臣、著名呼吸病学专家钟南山院士揭开疫情具有“人传人”的真相前后,湖北省、武汉市官方部门还在毫无防护措施的情况下举行大型活动,身为湖北省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楚天都市报》接连在头版报道武汉“万家宴”、春节游活动。

稍有医疗常识的人都知道,早发现、早隔离是应对传染病的最有效办法。可令世人难以接受的是,从武汉市最早发现病例一直到钟南山院士揭开疫情真相这40余天时间,从武汉市、湖北省相关官员到国家卫生管理部门,非但都没能及时发出预警提示,采取果断措施,还一再隐瞒疫情真相,多次声称“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令社会丧失警惕心,以至于错过最佳时机,直接酿成疫情蔓延至中国各地和部分海外地区。尤其备受诟病的是,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体系一众专家型官员,在早已得知不明肺炎能够人传人的真相时,却没有第一时间向政府及社会提出警示建议,而是极度自私地谋取学术成果,忙着在海外顶级医学期刊上发表疫情论文,造成海外不少业内人士都知道武汉肺炎真相、中国大众却毫不知情的讽刺一幕。而中国中央单位在此一过程中,也没有向社会发出任何疫情呼吁,甚至在武汉警方不当处理8位向社会传递警讯的“造谣者”后,还在中央媒体平台言辞斥责这8位医生,从而为疫情扩散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2020年1月26日,在武汉市一个社区卫生站,身穿防护服的救护人员与工作人员一起散步。(AP)

等到疫情真相被揭开,湖北省、武汉市相关官员的表现又每每予人荒腔走板、手足无措的印象。湖北省长在武汉封城时口口声声承诺“物资储备和市场供应是充足的”,结果迅速传出武汉乃至整个湖北省物资短缺的消息,尤其是医疗物资严重供应不足,包括武汉市一众三甲医院在内的大量医院频频传出防护用品告急的新闻。尤其离谱的是,湖北省许多医院向外界发出求援信息后,来自中国各地的大量捐赠物资竟然因为武汉市和湖北省职能部门的低效、繁杂审批程序而不能及时发放。更有甚者,像刚被免职的黄冈市卫健委主任,她负责的黄冈市是仅次于武汉的疫情重灾区,可当督导组询问黄冈市疫情信息时,竟然一问三不知,举世哗然。另外,由于湖北省、武汉市官员的统筹协调能力不足,许多措施缺乏周全考虑,给困在武汉的千万市民和困在湖北的六千万居民造成了诸多不便,导致民怨四起。

图为已经关闭的湖北武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2019新型冠状病毒便源自这里的野味。(AFP)

从治理体系层面来说,武汉肺炎将中国疫情防治体系的短板暴露无遗。一是在防治疫情源头野味上,中国虽然有保护野生动物的法律法规,但现实中普遍存在执法不严、监督不到位的问题,今次武汉肺炎的源头正是违法经营野味所致。二是在卫生防护意识上,相当数量中国人的意识还是颇为落后、顽固,缺乏良好的卫生习惯。三是在医疗物资储备上存在严重短缺,2003年非典事件之后中国虽然迅速完善了医疗物资储备制度,但普遍存在未落地的情况,导致武汉肺炎发生后,全国各地都迅速出现医疗物资短缺危机,许多一线医护人员连基本防护用品都不够。四是公共卫生管理体系非常混乱,武汉肺炎大爆发以来,各地公共卫生部门疲于应对、比较混乱。这四个问题合在一起导致中国公共卫生防疫体系非常脆弱、不堪一击,过去多年一直被诟病的“重医疗、轻预防”困境仍然没有得到逆转。

某种程度上讲,武汉肺炎像一面照妖镜,照出了中国崛起亮丽外衣下官场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慵懒无能被动的官员、自私自利的专家、低效繁琐的行政审批程序、媒体监督角色的缺失以及落后的疫情防治体系。这再次说明了中国虽然已经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依旧是个发展中国家,国家崛起的底层还非常薄弱,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仍有太多亟待补齐的短板。在近些年政治意识形态挂帅和媒体必须“以正面报道为主”的错误指导以及一度盛行的“厉害了,我的国”、“中国已全面超越美国”等狭隘自大的民粹论调下面,仍然是脆弱不堪的国家底层,在某种程度上,武汉肺炎所暴露的问题甚至比2003年非典(SARS)时更严重。而习近平等中共决策层之所以如此重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并在去年10底再度以中央全会的高规格聚焦“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多维新闻之所以如此积极地用“第五个现代化”来解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尽一切可能去宣传推动中国早日实现“第五个现代化”,归根结底正是因为中国现有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严重落后于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是指向了这些问题。试想一下,假若中国能吸取2003年的非典(SARS)教训,在武汉肺炎爆发前就已经建立起现代化的疫情防控体系和治理能力,疫情何至于现在这般严重?经济社会发展何至于遭受如此重创?更进一步追问,过去几十年中国能在如此落后的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情况下,创造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未曾有过的经济奇迹,足见其背后巨大的发展潜力。倘若中国有更加现代化的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又将会缔造出怎样夺目耀眼的成就?这既是中国人应该好好思考的问题,同时又应该是全世界认识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维度。

必须看到,为解决肺炎危机,中国已经全速开动了整部国家机器,以中国体制内在的社会动员能力,虽然经常会为此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但最终肯定能消除这场危机,武汉肺炎终将会过去,成为以后的知识和记忆。正如《鼠疫》作者加缪(Albert Camus)所言,知识和记忆是“一场灾难给人们最大的教训和经验”,“我们不应当轻易放过那些治理中曾经尝过的苦头和教训,应该尽力在下一次灾难发生时规避它,而不是一次次地重蹈覆辙”。对于曾经历非典(SARS)事件、现又遇到武汉肺炎的中国来说,应该记住这样的警醒,要总结吸取经验教训,尽快推动实现中国的“第五个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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