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疫情】危机中的谣言治理暴露中国基层治理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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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在武汉爆发的新型肺炎成为中国自2003年SARS以来最恶劣的传染性疾病,在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该疾病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超过SARS。但正如任何疫情危机事件中,由于恐慌心理和信息供应不及时,谣言往往成为伴随危机的一大典型特征,如果处理不当,又往往会和疫情舆论一起呼应,造成更大的危机。

武汉疫情期间管理人员对过往人员进行体温检测。(新华社)

在此次新型肺炎开始之初,由于公共媒体的报道不充分,围绕该疾病的传言或谣言便逐渐展开,出现形形色色的版本。比如说,这是SARS再度袭来,又比如说,该疾病是国外敌对势力投放的病毒,又比如,某城市即将封城,某地超市引发抢购潮,物品供应即将短缺,某种药品或食物可以预防传染,等等不一而足。对于这些说法,有些会一笑了之,但有些却让人无法辨识真假,在紧张的疫情氛围中,难免造成部分恐慌或误导,造成不必要的负面影响。

因此,在此期间政府机构和公共媒体及时公开信息,疏导舆论,十分必要。而政府管理部门依法治理网络谣言也是必然之举。 但问题是,如何治理,尺度和依据在哪里,就检验着治理者的治理水平。

比如,在1月初武汉市有8名网民发布“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7例SARS”案件,引发社会对SARS疫情的警惕和恐慌。但在当时疫情尚未明确核实和疫情不够明晰的情况下,武汉地方公安机关将此8人列为传播谣言者,进行了“依法”处罚,一时引起社会争议。尤其是随着肺炎疫情的扩散,武汉地方公安机关的做法也被置于风口浪尖。

尽管这次疫情并非SARS,但如今看来,造成的危害有过之而无不及。对于这类所谓的“谣言”,武汉公安机关的处理虽然是“依法”,但却无疑属于机械适法,难以适应对现代化治理的需要。

对此,中国最高法院微信公号在1月28日发表文章,认为:执法机关面对虚假信息,应充分考虑信息发布者、传播者在主观上的恶性程度,及其对事物的认知能力。只要信息基本属实,发布者、传播者主观上并无恶意,行为客观上并未造成严重的危害,应对这样的“虚假信息”理应保持宽容态度。

比如,被武汉市公安机关训诫的8人发布“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7例SARS”案件。事实证明,尽管新型肺炎并不是SARS,但是信息发布者发布的内容并非完全捏造。如果社会公众当时听信了这个“谣言”,并且基于对SARS的恐慌而采取了佩戴口罩、严格消毒、避免再去野生动物市场等措施,这对中国今天更好地防控新型肺炎,可能是一件幸事。

文章称,试图对一切不完全符合事实的信息都进行法律打击,既无法律上的必要,更无制度上的可能,甚至会让政府对谣言的打击走向法律正义价值的反面,成为削弱政府公信力的反面教材,成为削弱中共群众基础的恶性事件。

总的来说,在武汉肺炎疫情危机时期,中国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尽管比起十几年前有很大进步,但仍要看到距离现代化治理的差距,仅仅从谣言治理的一个维度上,也可见一斑。要真正解决谣言,就要掌握谣言产生的机理,以及区分不同谣言的不同性质,尤其是像上文说到的,是否存在主观恶性。

但归根到底,只有将有关信息更为及时、全面地公开,让民众获得充分的知情,疑虑自然会削减,谣言的土壤也才会更加稀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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