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族歧视与排外主义 正伴随新冠肺炎汹涌来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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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发的肺炎,正引起全球各国的高度关切,同时也有不少地区的人民,踊跃向当前疫情最严重的中国社会送上祝福或物资,连处于美国制裁下的伊朗都捐赠了100万个口罩。但遗憾的是,亦有许多地区莫名地惧斥华人或亚裔人士,甚至公然侮辱,引起种族歧视与排外主义再兴的疑虑。

澳洲某餐厅以“made in China”双关语嘲弄新型冠状病毒与中国,引来强烈指责。(Facebook)

例如2020年1月底法国媒体《皮卡尔信使报》(Courrier Picard)以“新黄祸”形容,结果招来抨击;部分法国亚裔族群,也被逼得不得不在推特(Twitter)上标注“我不是个病毒”。还有少数澳大利亚媒体也径以“中国病毒”来称谓,并暗示中国人不该出门,伺机偷渡种族主义。美国科技媒体《The Verge》也于2月4日报道,21岁美籍越南女孩Trang Dong如何在抖音上收到带有种族偏见的评论,譬如“妳汤里的蝙蝠在哪?”、“现在是corona时间”(corona与新型冠状病毒coronavirus同名)等。

利用疾病污名化族群或加深种族偏见,是人类历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出现的恶劣传统。轻者是以地区或族称命名新疾病,借此发泄对他者的不满与歧视,譬如梅毒就很好的呈现人们互相“甩锅”的心态。当梅毒于法国国王查理八世(Charles VIII,1470─1498年)远征意大利的军队中爆发开来时,不明究里的法国人将之称为“意大利病”或“那不勒斯病”,意大利人则反过来命名为“法国病”。接着梅毒根据传播路径,又被冠上更多异称,如荷兰称为“西班牙痘疱”,波兰人称为“日耳曼人病”,俄罗斯呼为“波兰人病”,日本则叫做“唐疮”或“琉球疮”。

法国编年史家暨诗人吉勒(Gilles Li Muisis,1272-1352年),描绘遭瘟疫袭击的居民如何迁怒与烧死被视为病源的犹太人。(Royal Library of Belgium)

不过梅毒未引起太严重的排外浪潮,反倒是黑死病、霍乱、痲疯病等疾疫的爆发,令处于社会底层的民族备受打压。如犹太人和吉普赛人就多次因此遭驱逐、屠杀、没收财产,法国社会曾长期振振有词地宣称,这么做是因为犹太人指使痲疯病患于井水投毒、或是同伊斯兰君王勾结,但事后都证明不过是迫害犹太人的借口。即使教皇克勉六世(Pope Clement VI,1291─1352年)曾疾呼犹太人遭病的人数也一样多,也仍止不住欧洲社会疯狂的反犹风潮。就这样,欧洲人将对传染病的恐慌与愤怒,彻底宣泄在因宗教理由受斥的异教民族身上,同时也反过来合理化对渠等的迫害。

到了殖民扩张时期,欧美国家又利用科学优势摸清传染病的起源和治疗方式后,转而歧视现代医学体系尚未建立或不发达的国家或民族,从而替帝国主义的宰制披上文明与道德的外衣。比方在19世纪欧美人士的笔下,华人常被加诸“不洁”的形象,因此被咬定为散播疾病的祸首,像英国医师就曾认为中国人比欧洲人更容易得到痲疯病,澳大利亚的医师则干脆指控“中国人把这个可憎的疾病带到了我们在澳大利亚的殖民地之一”。而其中最疯狂的,恐怕是对医理一窍不通的英国牧师亨利(Henry Press Wright,1814─1892年)。

亨利形容痲疯病是“帝国的危险”(Imperial danger),主张该严格限制亚洲移民,并声称“就痲疯病患占人口的比率而言,中国与缅甸是全世界最高的”,还援引澳大利亚报纸的耸动排华言论替自己背书:“我们小心防范狗会把狂犬病带来国内,我们却没有防范中国垦民(Chinese colonists)会引进和散播痲疯。后者对澳大利亚人命的威胁要比前者大得多,而且痲疯是比狂犬病更可怕的疾病。一般都知道中国佬(Chinaman)远比其他人更常罹患痲疯,而且疾病通常会先出现在他们手上。我们也知道痲疯是透过接触传染,然而我们却心平气和地容忍下阶级的中国佬叫卖蔬菜水果”,渲染吃了中国移民贩卖的蔬果就会得到痲疯。

1888年澳大利亚杂志《Melbourne Punch》刊登反华漫画,画中指称华人为“中国害虫”。(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

连营救过孙中山的英国医师康德黎(James Cantlie,1851─1926年),也把痲疯病归咎于华人。他将夏威夷、斐济等太平洋岛屿出现痲疯的原因,归结为“唯一的共同因素就是中国佬,而且他有痲疯”,并以充满厌恶的口吻写道:“这种持续移民所带来的罪恶之一,就是痲疯的传播”。这类言论,无非是替排华风潮累积能量。

利用疾病当作种族歧视借口的作法,不仅令少数民族容易成为社会的代罪羔羊,欧美国家有时还因此只刻意挑选渠等作为防疫重点,反而使疫情容易出现破口。譬如1900年加州旧金山爆发鼠疫后,美国联邦政府径自认定华人为传染源,便将唐人街给隔离起来,并小心翼翼地避开白人居住区域与商家,结果引起华侨的愤怒。毕竟,病菌可不会挑选宿主,所谓的“华人容易传染疾病”根本就是种族主义下的无稽之谈。

虽然当今现代医疗曾依附的帝国主义与种族主义已受到检讨,但探讨不同种族对药物或疗法反应差异的研究,却转而兴起。部分学者以此立论,并于2005年在美国上市第一款号称专治黑人心脏病的药物“BiDil”,结果引来科学种族主义的质疑。毕竟白人与少数族裔间治愈率的差距,很多时候是基于医院环境、经济水平、卫生饮食等因素,而且不同个体间对药物与疾病的反应不同,是否能扩大为整体种族俱有差异,仍饱受争议。最要紧的是,一旦某药物仅对某种族有效的说法成立,正形同暗示某种族更容易染上或传播某疾病,这与19世纪种族主义者的论调毫无二致。

正由于潜伏在疾病与科学名义下的种族主义始终阴魂不散,加上当前部分国家因忌惮中国崛起而散播“中国威胁论”,故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又成为有心分子或不了解中国的人士恣行歧视的好借口。幸好许多人对此有所警惕,如西班牙首相桑切斯(Pedro Sánchez Pérez-Castejón)便于2月4日在推特上表达“没有人是病毒,排外主义才是”;俄罗斯消费者联盟也呼吁不能有酒店或餐厅拒绝接待中国人,否则将受罚;美媒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也表达对种族主义伴随恐惧蔓延的不满。所以对于部分人士或地区的刻意挑唆种族主义,实应予以最严厉的批判与谴责。何况在全球化的时代,谁也无法独善其身,世界各国咸应同舟共济才能控制疫情,否则即使人性缺失所带来的危害,将比病毒还难扑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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