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场:“吹哨人”李文亮之死能否警醒装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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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官方网站2月7日中午13点发布消息:“经中央批准,国家监察委员会决定派出调查组赴湖北省武汉市,就群众反映的涉及李文亮医生的有关问题作全面调查。”

如果你没有身处2月6日晚间到7日这段时间的中文互联网世界,或许很难体会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这条简短消息背后所代表的汹涌民意。

“吹哨人之死”在中文互联网上引发了汹涌的舆情。(Reuters)

在武汉中心医院眼科工作的医生李文亮,因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于2月6日晚间去世。2019年12月30日下午,李文亮在同学群中发布了一条关于华南海鲜市场疫情“疑似SARS”的提示信息。2020年1月3日,他因“在互联网上发布不实言论”而被辖区派出所提出警示和训诫。

然而1月20日,中国卫健委高级专家组组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钟南山向外界确认新型冠状病毒可以“人传人”,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在同一天对疫情防治做出统一部署。紧接着,是武汉封城、湖北各地市封城,为了防止疫情扩散全民不出门,整个中国至今接近于停摆。截止2月7日,中国范围内确诊病例超过31,000例,疑似病例超过26,000例,死亡637人。

1月28日,中国最高法曾公开发文,分析什么才算“谣言”,表示当初如果能听取8位所谓“造谣者”的警示,会是一件幸事。几乎是同一时间,有陆媒刊发出对李文亮的采访,将他称作为了重大公共利益最先提出预警的“吹哨人”。但彼时的“吹哨人”已出现感染新冠病毒肺炎的诸多症状,住院治疗多日。2月1日,李文亮医生被确诊。6日晚间,李文亮医治无效去世,年仅34岁。

李文亮之死仿佛在互联网中投下“原子弹”。中文社交媒体上极其罕见的出现整齐划一地悲痛悼念一个人的景象,无数人在转发“我多么希望这是一个谣言”与蜡烛的表情符号。一夜之间,李文亮的新浪微博粉丝涨到了100多万,翻开每一条,都有网友在和他对话,“就好像这个34岁的年轻人还在”。

大陆官方媒体在6日晚间第一时间的报道推送,大多在文字上采取了统一的格式:武汉中心医院官方发布的李文亮去世的消息,以及武汉市卫健委表示哀悼与慰问的通告。细微的区别在于稿件配图的选择:新华社在社交媒体上的推送中选择了一张李文亮工作期间的自拍照,《人民日报》的推文配图则是李文亮在病床上头戴呼吸机、手举身份证的照片。

更具视觉冲击力的后一张照片被更多市场化运营的大陆官媒选择,而且大多将原本的彩照处理成黑白照片,并明确以“吹哨人”的称呼表示哀悼。

李文亮病床上的影像无疑点燃了中国民众心中对这场疫情的问责情绪。(微博@人民日报)

国际机构与媒体也普遍关注到了“吹哨人”的逝去。世界卫生组织官方推特账号在6日晚间发布推文表示哀悼,世界各大主流媒体也都延续了向李文亮“在对抗新冠病毒中展现出的勇敢致敬”的笔调。事实上一家德国媒体2月3日就发表题为《他敲响了第一次警报》(Er schlug als Erster Alarm)的署名文章,表达对李文亮在内的8名医生所做出的努力表示由衷的钦佩(bewundernswert)。

除了吹哨人,中文社交媒体上对于李文亮的称呼要更为丰富。拥有众多读者的自媒体人“兽爷”将李文亮称为“信使”:“他展示出来的专业、勇气和职业道德,让他成为一位注定载入史册的吹哨人,成为这场人民抗疫战争的信使。后来,信使自己也倒在战场上。”

有人从头到尾翻阅了李文亮的微博,发现他其实“太普通了”,“他只是做了每个人都该做的,说了每个人都该说的,在特定的环境下居然成了英雄”,认为“英雄”、“受难者”之于李文亮的墓志铭是一种悲哀。

但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这个世界不一直都是“从来都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普通人”吗?

“时代落下的一粒灰尘,会成为压在个体头上的一座山。”李文亮留下了正在怀孕期间的妻子,他的父母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刚刚治愈出院,整个家庭的命运都因为这场疫情而永远的改变了。

而网络世界集体自发的哀悼,又远远不止于关心李文亮的家庭。网友们更为宏大的所指在中文“赋比兴”的修辞中逐渐显现,最为典型的是各种被转发的名人名言,有柏拉图的“如果只允许一种声音存在,那么,唯一存在的那个声音就是谎言”,有艾青的诗句“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约翰·多恩的诗句“无论谁死了/都是我的一部分在死去/因为我包含在人类这个概念里……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丧钟为你而鸣”,以及鲁迅文章中的“肩住黑暗的闸门”、“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有自媒体引用对发明“意义疗法”的弗兰克尔医生的赞颂:“英雄稀有,他们静静地发光,在世界上留下印记。当他们逝去,做为整体的人性,已变得再也不一样了。”还有一句出处已难以考证的话:“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为自由开道者,不可令其困厄于荆棘”。

一纸训诫书成了中文互联网世界转发量最大的图片之一,人们借助这一“符号”来表达对长期以来舆论空间狭窄的不满。(微信@李文亮)

而李文亮在派出所里签字并按手指印的训诫书的照片,则成为人们更为直观表达态度的方式。“这份‘训诫书’,此刻显得如此的刺眼,我们甚至希望这份“训诫书”能刻在他的墓碑上。”而一家陆媒则干脆直接说:“那一纸训诫书,就是他永不褪色的墓志铭”。

说到媒体,很多大陆媒体人都对舆论的情绪给予了充分的理解。成都传媒集团旗下新媒体“红星新闻”在社评中道出,李文亮大部分时间都是工作岗位上平凡的一员,但是在他决定向同学和社会预警的那一刻,他就超越了自己专业的局限,“守护社会公义的良知,和自己的专业技能同样重要。在向他们致敬的时候,也应该牢记他们的良知和担当精神”。有网友提出,武汉应该为李文亮树一个纪念碑,社评亦直言“李文亮无疑是配得上这个荣誉的”。

大陆门户网站“搜狐”旗下公众号“狐狸罐头”也在推文中指出,“李文亮医生去世所激起的广泛情绪,并非只是一般的共情效应,它们涉及深沉的民众情感,激发出沉郁的思考:一个人的自由发声,不只是一个人的自由,更可以挽救生命,并印证正常的生活是多么重要。”

而所有的舆论情绪,最终大概都可以指向那句“伟大的批评者不是国家的敌人,他们才是真正的爱国者”。有细心的网友发现,这句话恰恰来自于《中国青年报》2010年针对美国哲学家、政论家乔姆斯基中国行的评论文章的标题。

大量的新媒体与自媒体在连夜发文,到7日早间,包括湖北省卫健委、武汉市政府在内的官方机构也于7日早间发布了哀悼公告。而舆论的不断裂变则让关注点逐渐转移到形而上的层面,不少网友开始用关键词“我要言论自由”在微博上分享贴文,内容多以中国宪法第二章第35条“中国人民享有言论自由”为主。

更有一种声音试图将李文亮推向体制的对立面,不仅无限拔高李文亮的去世,甚至将其捧为“对抗体制的英雄”。社交平台上曾出现一些对抗色彩浓厚的图片来隐喻当下的“黑暗”,以及“有多少人愿意为他(李文亮)发起一场运动”的讨论。而相伴而生的另一种声音则认为,李文亮的去世再次给那些反体制者以借口,引出熟悉的“带节奏”套路,毕竟国际舆论上已经有声音将官方对李文亮的抢救视为“表演”、“政治性抢救”等。

或许是感知到了舆论场又一次有“左右撕裂”的危险,一向在公共议题上活跃发声的官媒《环球时报》,7日刊发的社论与平时相比篇幅短了不少,行文中不乏谨慎的表示“回过头看,他的专业性警觉尤其令我们对他产生了敬意,他当时发出的警报没有立即受到重视,反而被训诫,这件事为社会开展反思提供了一个有触动的样本”,并重点强调“值此危急关头,我们大家必须团结起来”。

《人民日报》旗下社交账号推出的“人民网评”,也似有为舆论“降温”之意,避开了“吹哨人”等称谓,只说“病例初现,李文亮曾经在微信群提醒身边亲友提防”,而“李文亮医生未能最终赢得与病毒的搏击,从个案层面反映了这场‘战疫’的复杂和艰巨”,并在结尾点出重点“气可鼓,不可泄。这个时候,我们更需要凝神聚力,共同打赢这场不能输的战斗”。

不同的大陆官媒在如何评述李文亮去世的问题上,态度显现出了微妙的差别。(新华社)

相较之下,同为国家级官媒的央视,态度略有不同。在官方社交账号上发布的评论文章里,不仅明确承认李文亮“吹哨人”的身份,更表示李文亮生前曾经经历的“某些遭遇”,正反映出“在疫情防控和应对中的短板和不足。我们要吃一堑长一智,进一步健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处理急难险重任务能力。”

这似乎与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2月3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表达的“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更为接近。如果说中国最高法在为李文亮等8人“平反”的文章中提出了“是不是谣言要看出发点”的分析模式,那么,网络舆论尽管永远少不了乱象,但同样应该分辨网民大规模集体哀悼的主流出发点是什么,因为“夺走李文亮生命的,不只是病毒”。

应该说,这场如今让所有人都极度抑郁、春节被毁、经济重创、很多人命运被改变的疫情,公众一直有一个心结始终没有被解开:为什么这么多人在12月底都发现不对劲,“武汉方面却慢慢悠悠的,湖北方面却慢慢悠悠的?他们的无能,是不是导致疫情扩散成这样的根本原因?”

在短时间内尚看不到疫情拐点的背景下,这种情绪正在与日俱增。李文亮等人被视作造谣遭到传唤训诫的事情,某种意义上成为了官方在疫情应对上的“原罪”。在人们期待李文亮能被治愈的过程中,可以暂时对他落入此番生死境地的原因保持沉默,而“如今斯人不在,人们再也难以抑制,才有了这种集体的自发的缅怀和哀悼”。

也就是说,李文亮的去世只是一个催化剂,“催化了公众早就在积攒的抑郁”。所以有评论指出,公众的集体发声并不只是一些人在带节奏而导致的(真的有意带节奏也很难制造这么大的声量),也并不是那些要给他封神的人而导致的,而是老百姓需要就“为什么会这样”给出一个答案,而且“这个答案必须是针对武汉最初应对方面是否存在问题的回答和严肃问责”。

国家级的官媒《经济观察报》刊载的评论文章似乎对“问责”的话题进行了接续:“李文亮医生以这样的方式告诉我们也告诉这个社会,一旦失去正常表达的可能,我们将面对怎样的未来……武汉应该毫无保留地公开所有8名‘造谣者’的信息,公开有关‘谣言’的所有信息,公开为他们正名,恢复名誉,并且追责那些动用公权力打压‘造谣者’的人。”

本文开头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的举措,似是另一次对于公众关切的快速回应,值得肯定。而中国官方若是想进一步“经得起表扬”,则要看如何对待这一波声势浩大的舆情。截止本文发稿,互联网上并未发生大规模删帖的情况,这正是此前多维新闻在《习近平加强管控背后 中国如何跳出“一放就乱一乱就收”》提出的舆论管理适应现代社会环境的正解:认清“放”与“收”之间的辩证关系,找到平衡点。

所幸,互联网是有无限容量的,人们可以经由各自手中的麦克风海量表达对李文亮的追悼与崇敬,倒逼公权力放低姿态聆听民意;所不幸,互联网又是健忘的——远到17年前的那场“非典”,近到几天前被扒光了底裤的湖北红十字会。改变,才是对这位“吹哨人”的最好纪念。而这里需要 “改变”的主体,不仅有国家,有地方政府,更有我们每一个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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