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外的三星堆文化新发现 或将解开起源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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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央视一套综合频道于2020年2月8日播映的节目《开讲啦》,邀请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工作站站长雷雨作为嘉宾,介绍距今约4000多年前的三星堆文化之最新考古动态。由于2019年12月,三星堆文化赫然发掘出三号坑之后,迄今仍无完整的报告或进一步消息,因此雷雨的介绍,替好奇的外界带来干货十足的第一手信息。

雷雨提及自己当时在二号坑附近的一条探沟发现个灰坑,往下试掘了约一米深之后,竟意外地发现土里露出青铜器的一角,“这个是我们没有料到的”、“但是什么器物呢?我们都不认识”,雷雨如是说。刚巧已退休的三星堆文化一、二号坑主要发掘者陈德安,亦因开会之故而在附近,听闻这爆炸性的发现后也立刻赶赴现场。待陈德安下坑一摸,脱口喊出“是大口尊,没问题”,众人这才恍然大悟,于是开始扩方挖掘。四天后,长约5.2米、宽约2.2米、方向与大小与二号坑几乎一样、被雷雨形容为二号坑“孪生兄弟”的三星堆文化三号坑,就这样自沉埋千年的历史中,再度呈现于世人眼前。

1986年三星堆一二号坑的发掘,震惊考古学界。(四川省人民政府)

由于多年来考古学界对于三星堆文化的起源、分期、传播范围、与周边文明的互动关系,以及一、二号坑的性质始终存有歧义,尤其两坑出土大量青铜器、玉器、金器、象牙器,但曾遭刻意打碎与焚烧,故更惹得学者们想探究时人此举的原因。如陈德安、陈显丹等学者认定一、二号坑为古蜀人在大型祭祀活动后所遗留的祭祀坑。还有学者从坑里埋藏的象牙堆积来推断,这与四川巫山大溪文化一样,都是用来咒杀他人或鬼神用的“厌胜”坑。

部分学者则主张这应是墓葬坑,或是古蜀国君王驾崩后、生前使用器物的埋藏坑。学者徐朝龙的观点则最特别,他认为这两坑根本就是杜宇王朝消灭鱼凫王朝后,将后者的宗庙重器全销毁埋藏。学界还另有个较类似的见解,则以为这是新任君王出于忌讳的缘故,故烧埋前王器具的“不祥宝器掩埋坑”;或是三星堆文化面临生存危机时,不得不毁埋宝器的“亡国坑”说。此外,亦有学者认为这是不同部族间用来盟誓的牺牲坑。

雷雨说道,长期以来学者觉得“祭祀坑说”不太合理,毕竟这两坑的器物“应该是古蜀国的全部家当……如果仅仅是为了祭祀,而把它全部砸烂,然后再投入坑内,这完全就是一种自毁武功的行为”,因此许多人倾向“亡国坑”说,并认为三星堆文化衰落后,可能迁徙到成都地区十二桥文化的金沙遗址去。但三号坑的出土,让“祭祀坑”说顿时占了上风。“因为一次性出现三个亡国坑的机率应该是不大吧”,雷雨解释:“如果还有四号坑、五号坑、甚至六号坑,那怎么办?那它就完完全全地支持──这些坑就是严格意义上的祭祀坑”,“说明这个国家,视祀如命”。

对大众而言,恐怕不大明白三星堆文化的三个坑属于什么性质,究竟有多重要的意义。但若知晓出土众多精美器物与城墙的三星堆文化,竟仍未发现青铜器作坊、城门、王陵区在何处,便能理解这些坑代表探索三星堆文化兴亡的重要线索。而更重要的是,三星堆文化的风格与中原夏商文明差异极大,是冲击“中原中心论”最有力的证据,替中国文明“满天星斗”、“多元一体”格局做了灿烂的批注,因此若能解开三星堆文化的起源谜团,自然也能替中国文明的抟结形塑过程增添新认识。

1929年三星堆文化的玉器出土、1934年美籍考古学家葛维汉(David Crockett Graham,1884─1961年)率队发掘之后,囿于传统黄河乃中华文明摇篮的旧说法,许多学者尽管看出该文明的类型与中原不太一致,但仍以为这是受中原王朝辐射催生的地方文化,并以“广汉文化”命名之。直到1986年埋有青铜面具、青铜神树、黄金面罩、青铜大立人等器物的一号坑出土,这才轰动学界,并颠覆旧有认知。

曾在著作《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批评“根深蒂固的中华大一统观念”与“把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规律看成是历史本身”的学者苏秉琦,以“区系类型”说,定义中国上古实有六大文化区系,并推论中国是历经“古国方国帝国”的阶段才慢慢成形,借此抨击贬斥地方史、边疆史、少数民族史的大汉中心主义,同时指出三星堆文化是方国,且“夏商周都是方国之君”。这种突破性的见解,加上考古证据的坚实支持,令盛行学界多时的中原中心论就此渐衰。毕竟中国大地何其广袤,各地文明类型相殊,绝不可能俱是中原王朝影响下的后进产物。

不过苏秉琦的观点绝非要解构中国文明的统一性,三星堆文化也绝非坊间炒作般,被渲染成孕育自外来文明、最后成了中国文明的真正起源,因此中国考古学家不敢继续发掘云云。四川三星堆文化、宝墩文化、十二桥文化等虽代表巴蜀文明的独特传承,但并非全然封闭、与周边毫无互动。如三星堆文化第二期发现的陶盉、豆、罐等器物,与河南二里头文化相似;铜尊铜罍亦有殷商青铜器的影子;太阳崇拜也见于河姆渡文化、仰韶文化、大溪文化等文化,故其特殊性并不需要被无限放大。

部分学者或媒体,未严格检视考古证据与爬梳史实,喜以神秘论或外来论解释中国上古文明的起源问题,或就此进一步颠覆中国文明的内生性,咬定中国的完整与一统,俱是近代民族主义兴起的后设结果,三星堆文化甚至曾被宣传成古埃及的东方血脉。然而,中国上古曾存在众多制度与礼俗迥异的文化是事实,众多文化与族群经过冲突、交流,日渐涵化融合也是事实,探究这些文化的互动,以及何以形塑成大一统国家、而非像欧洲般分裂,实乃中国历史在世界史中最特别的意义,也是最具启发性的课题。至于五花八门的奇谈异说,绝经不起仔细的考证与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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