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肺炎疫情的深深追问:为何湖北官场似乎无人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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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3年非典(SARS)疫情结束以来,中国社会还从来没有一起事件,能像眼下仍在蔓延、肆虐的武汉新冠肺炎疫情那样,几乎让整个国家人心惶惶、提心吊胆,到处都成为死寂的空城,给中国国家发展和人民生命健康造成如此严重的重创。

为了应对这场疫情,中国已经动用了举国力量,进行紧急总动员。而以中国体制的社会动员能力,应能像当年SARS事件时那样,成功控制疫情。只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社会会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政府公信力将遭受多年未有的冲击。以前对体制、国家有八成信心的人,很有可能现在信心不到五成,很多过去不关心时政的人,很有可能自此对时政留下颇为负面的观感。赢取人心从来都比失去人心困难,每一次人心的失去都要公权力百倍努力,才有可能重新修复。为了整个国家更好地向前走,避免重蹈覆辙,我们极有必要虚心反思武汉新冠肺炎疫情的教训。

2020年2月9日,一位防控疫情志愿者在中国武汉市江汉区唐家墩街西桥社区准备进行查访工作。(新华社)

第一个教训是,在1月20日著名呼吸病学专家钟南山院士揭开疫情具有“人传人”的真相前,除了李文亮等几位医生在微信群内善意提醒同为医生的同学注意防护之外,从武汉到湖北官场,从地方卫生系统到国家卫生管理部门,为何竟无一人向社会发出公开预警?为何媒体尤其是湖北本地媒体,竟事先毫无预警报道?

从已有公开信息来看,早则2019年12月底、晚则1月初,武汉市一些医生就已经预感到疫情严重性并报给了上级部门。比如,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彭志勇在接受《财新》采访时表示,他早在1月初就已经预判“很可能会传染别人”并报告给了武汉市卫健委。既然如此,我们至少可以断定湖北、武汉官场和中国卫健委、疾控中心有一些人知道真相。须知,自古以来应对传染性疾病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早发现、早隔离。可为什么从2019年12月1日武汉市出现第一例不明肺炎患者到1月20日钟南山院士揭开真相之前,整整50余天时间里,没有人站出来向全社会公开发出预警,并采取果断措施?那些知道真相的一些人,是低估了新冠病毒的严重性,还是不作为、刻意隐瞒真相,抑或不敢言?更要追问的是,为何当时武汉市官方要将李文亮等几位“吹哨人”处置为造谣者?对于李文亮等几位医生在微信群内的善意提醒,为何当时中国官媒要不惜兴师动众,在中央媒体平台言辞斥责他们?这究竟是武汉市官方,还是更高级别机构的授意?

2020年2月6日,在中国武汉市的一家医院,医护人员在隔离重症监护室治疗病人。(AP)

第二,为何疫情大爆发以来整个湖北、武汉官场,好像显得竟无一人可用?在2003年非典事件上,现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王岐山,曾临危受命,紧急出任北京市长,成功控制疫情。他在此过程中展现出的魄力、担当和能力,让世人印象深刻。“国难思良将”,武汉疫情本身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人祸,是湖北省、武汉市官场和国家卫生管理部门不作为酿成的苦果,疫情爆发后一众相关官员、机构更是手足无措、荒腔走板、昏招迭出,非但未能控制疫情,反而给困在武汉的千万市民和困在湖北的六千万居民造成了诸多不便,导致民怨四起。为什么会这样?一直以来,中共都是一个精英政党,尽管内部存在一些亟待改进的问题,但确实汇聚了大量人才,甚至被加拿大旅华学者贝淡宁(Daniel Bell)形容为贤能政治。可令人不解的是,这样一个本应人才济济的精英政党为何在应对武汉新冠肺炎时,仿佛一度显得无人可用,没有一个像当年北京市长王岐山那样的救火队长?

第三,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曾有应对SARS的成功经验,为何疫情防控体系竟如此不堪一击?2003年非典是吃野味所致,教训惨重,中国也有保护野生动物的法律法规,可今次武汉肺炎疫情又是吃野味所致,为何同样的错误再犯?中国是世界工厂和口罩生产大国,2003年非典事件之后中国也迅速完善了医疗物资储备制度,但为何武汉肺炎发生后全国各地都迅速出现医疗物资短缺危机?

吃一堑,长一智。为了避免类似悲剧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蹈,为了国家更好发展,真正成为一个人人乐居的家园,上述关于疫情的三个追问,值得中国政府和民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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