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肺炎】“抗疫”工作问题频出 问责地方大员并非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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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1日晚间到12日白天,陆媒《环球时报》的一篇报道被中国国内媒体广泛转发,采写报道的记者跟随用于转运感染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的公交车,记录了途中隔离措施不够严密、车辆行驶路线几经波折、没有社区-街道工作人员协调、到达目标医院后无人对接等种种混乱。

出现在报道最后的是中央赴湖北指导组对武汉市武昌区区长余松措辞严厉的约谈,中国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务院办公厅督查室主任高雨诘问武昌区相关领导“应收尽收是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要把好事办好,怎么能把好事办坏?这些负责转运危重和重症病人的党员干部为什么不跟车?现在的武汉就是战时状态,这些人的行为十分恶劣。”同时要求余松做出深刻检查。

武汉2月9日晚对新冠病毒重症患者实施转运,过程中的各种问题被跟车记者悉数记录。图为香港卫生署派车对一栋建筑内的居民进行疏散安置,涉事建筑内发现了新冠病毒感染患者。(AP)

这篇报道之所以能被广泛转发,大概是因为《环球时报》记者通过深入一线的身体力行履行媒体监督职责,而发现的问题不仅获得了官方的迅速回应,更是让湖北当地疫情防控的最高级别机构(中共中央赴湖北指导组)“重拳出击”,对相关责任官员进行了问责,这既是目前陆媒需要广泛宣传的湖北抗“疫”的“战时状态”的应有之姿,也是多年以来中国媒体不多见的“漂亮仗”——在近些年中国官方强化舆论审查、多家市场化媒体被收编或重整、网络管制机构权能逐渐突出的背景下,媒体监督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已经颇为难得。

报道中所记录的转运重症患者的行动,其背景是武汉方面在2月9日吹响“应收尽收”攻坚战的进攻号角,全市各个区、街道、社区全面落实确诊患者、疑似患者、发热患者、密切接触者“四类人员”分类集中管理,辖区内的所有重症患者全部要转运至定点收治医院。

除了对于重症患者“应收尽收”,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还表示要争取在11日完成所有新冠肺炎疑似患者的检测清零。然而武汉官方11日发布“上门排查和彻底收治工作”已达98.6%的数字,在社交媒体上又“翻车”了,很多武汉市民颇有些怒不可遏的在新浪微博上发帖,现身说法称自己就是那1.4%,怀疑武汉市政府“依然存在瞒报漏报”的行为。

当然,在上千万的人口基数面前,1.4%所代表的人数已经足够庞大,十几万人暂时没有被顾及到,聚集起来的声量难免声势浩大。

但不管怎么说,转运重症患者的乱象与排查收治数字引发的群体情绪,都代表着武汉官方在应对疫情上的短板与不足,其与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要求的“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差距肉眼可见。

但或许更需要探究的是,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是什么?

武汉市乃至湖北省进入“全国一盘棋”式的统一部署已将近一个月,尽管期间出现过原黄冈市卫健委主任唐志红“一问三不知”的案例,但不可否认的是整个官僚系统早已进入高速运转的状态。尽管很多方面的工作成效不能令人满意,但也很难想象中共中央赴湖北指导组口中的“不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会是大小官员中的普遍状态。在《环球时报》那篇报道中,一辆一辆的大巴车接连将病患运至目标医院,但本应负责的协调的社区-街道工作人员始终没有出现。如果一次两次的工作失误可以归结为职业态度与个人道德,那么当乱象成为普遍现象,就很可能是事情背后的某些地方出了问题。

无论转运重症病患还是上门排查收治,武汉市主政官员都曾给自己公开下过军令状,誓要在多长时间之内完成。这里更需要“较真”的是,政府在给自己下军令状的过程里是否遵循了科学性

军令状是用来激发(或者说倒逼)能力极限的。比如说一个人本拥有跑1,000米的能力,但只有跑500米的意愿,那就要想尽办法逼他跑完1,000米。但如果他的能力极限就是跑1,000米,所下的军令状要求跑5,000米,那最后的结果要么是谎言,要么是崩坏。

武汉等疫情核心区域的防控工作是否做到了科学部署,是值得反思的重要问题。(新华社)

目前公开渠道并没有武昌区组织转运重症患者的更多细节,但仅仅通过陆媒报道中披露的过程来看,社区-街道很可能存在严重的人手短缺,否则没办法解释每天《新闻联播》中基层官员非同寻常的辛苦——就算是被“战局”推着走,基层官员也很难普遍停留在不作为的状态中,套用一个政治学的术语,在干不完的工作中“泥泞前行”(Muddling Through)才应该是武汉各级官员当前的常态。所以更有可能得情况是,作为“时间紧任务重”的疫区中心,如果军令状将本就所剩无几的时间压缩的过紧,相关任务可能就会变得“不可承受之重”。强行完成注定无法完成的事情,结果就是让那些重症病患在转运车辆上情绪烦躁,下车后的住院手续还需要记者帮忙联系询问。

同样,疑似病患“清零”肯定是武汉这场防疫的重要目标,而且实现越早越好,不过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似乎是,在给出了政治倒计时的条件之后,有部分基层社区事实上是完不成任务的。不论是为什么完不成,为了向上交差,一些社区也就只剩下强行汇报“清零”一个选择了,而此时被掩盖和牺牲掉的,还是那些本该被“清零”却没有被“清零”的病患。

相似的事例还有被陆媒爆出的“征用武汉高校宿舍事件”。在疫情期间征用武汉一些大学的学生宿舍作为临时医疗点,安置部分轻症患者,本是一件好事,但在执行过程中,网上就出现大量爆料,在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武汉商学院等高校,宿舍里学生们大量有用的私人物品,被当作垃圾清理。此前“会妥善安置学生私人物品”的承诺变成了一纸空文。

但并不能把问题简单怪罪到现场参与分拣工作的志愿者们头上。除了客观上的时间紧任务重(没错,又是这一句)之外,还在于征用宿舍的细节临时发生变动。以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为例,原本按计划,紧急征用的是该校一栋宿舍楼中每间宿舍的一个床位,志愿者们只需要将相应的床上物品放置到其他空床上即可。但“相关领导”(网传是目前在湖北“督战”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视察之后,认为这样的布置不安全,必须把宿舍全部清空。

于是一夕之间,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的征用工作量陡然增加了数倍,现有志愿者的数量完全不够,只能增调其他社会力量来帮忙。即便是这样,所谓的清空宿舍也不可避免的变成了大型暴力搬家现场。事实上,在被征用宿舍的高校中,不是没有“做事体面”的案例(比如媒体报道中的江汉大学),但临时改变计划的同时却没有改变时间截止线、没有改变资源配置数量,“好事没有办好”就会是大概率事件。

可见军令状诞生的过程中最不应该存在的一个动作就是“拍脑袋”,拍脑袋之后不调整配套措施,只会引起执行单位的精疲力竭,和被执行单位的不知所措。这并不是为相关官员开脱,而是更应该看到具体问题背后事关治理体系的真问题。

正如习近平在2月3日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上所说,这次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大考。作为武汉和湖北的地方官员,既需要对上级的部署严格执行,还需要在守土有责的前提下,因地制宜、临机应变,与不同的机构之间做到相互补台、协同合理应对。这的确是一次难度极高的系统性任务,但也是这些地方大员必须经受的考验,也是中国在迈向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必须经历的考验。如果这些官员是因为能力问题与个人私德(包括一些网友质疑的“贪生怕死”)导致工作不到位,那再怎么严厉的问责都不为过;但如果转运重症患者、疑似病患清零等任务在军令状的加持下从一开始就“注定出乱子”,那么在问责的同时,也需要思考比问责更为宏大的命题。

“第五个现代化”亦是一场革命,革命当然不是“请客吃饭”,但也不是奖惩分明就万事大吉,探究具体事件背后的科学规律是更为关键且根本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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