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肺炎】意识形态挂帅的负面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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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所以在这次武汉疫情中陷入如此大的社会和政治危机,从根本上说,与中共近几年在选官用人层面的意识形态挂帅和央地权责不匹配密不可分。

武汉肺炎疫情发展至今,尽管疫情扩散得到很大程度的控制,但因疫情早期武汉及湖北的主政者管理不善,错失了防控疫情的最佳窗口期,现如今,湖北省、武汉市的主要当政者受到中共高层的免职问责。

回顾湖北和武汉当政者对疫情的防控经过,从其对疫情的消声管控,到医疗救治、物资调配到紧急封城,一系列环节都出现问题,各级官员也表现的令人失望,显示出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和不作为,被大众讽刺为感染了“官状病毒”。

这些充满了“中国特色”的官僚主义行为不仅给疫区病患带来了极大痛苦,也导致了疫情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传播,引起了中国乃至世界舆论的强烈批评。中国经济因此而损失惨重,社会正常秩序被严重冲击,中国政府政府的公信力以及中共领导层这些年建立的政治权威也被不断解构,一场公共卫生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演化为中共近些年来所面临的最严峻的政治信任危机。

武汉疫情对中国和世界造成的巨大冲击已严重影响到中国政府的公信力。(新华社)

中国之所以在这次武汉疫情中陷入如此大的社会和政治危机,从根本上说,与中共近几年在选官用人层面的意识形态挂帅和央地权责不匹配密不可分。

其一,意识形态挂帅,忽视了对专业人才的重视,体制内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现象。

长期以来,中共的选官用人制度基本延续了中国传统社会选拔人才的原则,即讲究德才兼备,选贤举能。因此,在才干和品德两方面,都会对官员的任用进行考量。而中共作为马列主义政党,还具有一套独特的人才选拔标准,即讲究政治忠诚,即忠实于社会主义的政治信仰,忠实于中共最高层的集中统一领导。

过去几年,由于反腐败、巩固中共中央权威的需要,中共在选人用人层面上尤为强调政治意识形态,异常突出“四个意识”、“两个维护”,这本来有其统一思想、巩固中央权威,解决此前的九龙治水和政令不畅,以推动深化改革开放的内在逻辑。

但因为过于强调官员的政治忠诚,以至于轻视乃至忽略了官员的执政能力和专业才干。这导致中国政坛出现一种阿谀奉承、高唱赞歌的政治氛围,使得那些擅长拍马屁、空谈“四个意识”、“两个维护”但能力平平、缺乏担当的官员得到提升,而那些务实能干,却不谙吹嘘作秀的正直官员受到忽视冷落,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正如今次一团糟的湖北、武汉主政官员,平日动不动高调讲政治、表忠心,但在肺炎疫情这样的重大公共危机面前,却表现得手足无措、荒腔走板、昏招迭出,不仅在面对人民生命安全时无动于衷、缺乏担当,在处理危机时更显愚蠢与无能。这与2003年SARS肆虐时,王岐山在北京临危受命、勇于作为的形象形成截然反差。

中国近几年意识形态挂帅的用人导向与官僚主义的泛滥密不可分。(新华社)

其二,决策权的过分集中,不仅使得决策链过长反应迟钝,也使得地方官员的权力和责任不匹配,在政治压力下,官员们担心决策出错,或是因不当决策影响到政治前途,因此而掩盖地方的矛盾冲突,甚至使用公权力来压制矛盾,另一方面则是向上推诿,等候上级决策,以规避决策责任。

这在武汉市长周先旺在1月27日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专访中的解释展露无遗。在回应民众对武汉市披露疫情信息不及时的质疑和批评时,他辩解说,对于传染病的信息,他们必须获得上级授权之后才能披露,明显地将责任推给了中央政府。

这既是一部分实情,当然也属于一种推诿责任。因为按照中国传染病管理法规,传染病的披露和决策权都在中央政府的卫生部门,地方部门发现疫情要在卫生系统及地方政府系统一级级上报,最后到达国务院,只有获得国务院的授权地方省市及公共卫生部门才有权公布疫情信息及采取相应等级的应对措施。像武汉肺炎疫情这类等级的乙类传染病,并采取了史无前例的封城措施,只能是在1月20日中央政府授权并要求属地负责之后才得以出台。这种规模的决策显然不是武汉市或湖北省一个地方政府能够有权决定的事情。

中国在各地的机场、车站等公共交通通道对旅客进行体温监测。(新华社)

但这并不能为武汉及湖北主政官员及卫生部门的敷衍塞责、防疫不力免责,正如上文所述武汉及湖北官员在其具有的职权范围内也没能做好疫情早期应有的防疫工作。无论是消极部署疫情工作,还是动用警察等公权力压制封锁疫情消息,还是努力维持一派歌舞升平的假象,热衷于讲政治的面子工程等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不作为,根本上说,都是在现有的央地权责不匹配的体制下,规避决策责任的官僚主义恶疾。

武汉肺炎疫情初期地方官员的拙劣表现,也引发了中共高层的不满。在此期间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上,中共最高层要求对在疫情防控中渎职失职的责任人进行严厉依法惩处,如今,对湖北和武汉当地的主政官员也相继问责,显示出对湖北及各地不作为官员的极大不满。

但要从根本上解决官员的庸政懒政不作为,就需要深刻地反思并调整近几年来中共在用人层面以政治意识形式挂帅的用人导向,并妥善处理中央和地方的权责范围,适度下放部分中央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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