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宝龙掌港澳办】为什么是夏宝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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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后公开的一系列央地人事调整中,现任中国政协副主席、秘书长夏宝龙被任命为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由于港澳办与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是两块牌子一个机构,这也意味着夏宝龙同时兼任了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主任的职务。

持续数月的香港修例风波对中国原有治港体系构成挑战,此次夏宝龙在中国政协以副国级的身份接掌港澳办,正是中央因应新形势变化而做出系统性调整之中的一个部分,而且应该是分量很重的一部分。

那么,为什么是夏宝龙,他有什么特殊之处?

夏宝龙的特殊之处

夏宝龙生于1952年,是天津市人。天津也是他的仕途起步之地,总计他在天津工作30多年时间,担任过该市河西区委书记、市委常委身份加持的副市长。2003年南下浙江,担任过省委副书记身份加持的政法委书记和省长,并在2012年12月至2017年4月间担任浙江省委书记。离开浙江后,夏宝龙一度到中国人大任职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18年3月获任中国政协副书记兼秘书长,晋升副国级,成为中国政协主席汪洋的重要帮手。

在此次夏宝龙获任港澳办主任之前,中央治港团队已经有过一次重要人事变动,当时已到中国人大任职的山西省前省委书记骆惠宁被调赴香港就任中联办主任。这两次人事变动都是中央治港思路、政策和人事整体变化之中的两步棋,也需要放在一起来进行观察。

夏宝龙与骆惠宁有一个共同标签,都是从地方官场自下而上成长起来的“地方大员”。夏宝龙当过教师,骆惠宁当过工人,后来相继经由共青团系统逐渐进入官场,而后双双得以成为主政省级地区的封疆大吏。可以说,他们都是中国改革开放年代里脱颖而出的官员。

自香港和澳门回归以来,包括港澳办主任与中联办主任在内的中央治港治澳高层体系里,负责人选大多起自外交、统战或专业对港对澳工作体系内部,而与中国内地地方官场没有太多瓜葛。骆惠宁在2020年1月初先行打破这一传统之后,夏宝龙更是以副国级入局港澳体系,进而强势灌入中国内地政治运作风格与地方治理逻辑,明确展现了中央治港方向与政策的大幅转向。

值得一提的是,先有骆惠宁,后有夏宝龙,连接两位原先的地方大员被充实到港澳体系得以重用,再加上中国湖北爆发新冠病毒疫情后,出身于金融系的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与出身于国企的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同时被免,接任者分别是扎根地方官场的上海市长应勇和济南市委书记王忠林。由此进一步凸显了地方主政者的特殊性,以及中央对这一类官员群体的重视。

夏宝龙主政过经济大省浙江,骆惠宁主政过西部省份青海和资源大省山西,处理过山西的经济转型与腐败危机。两人都有主持一方政局的全面能力,这是很多深耕特定领域专业技术性官员所欠缺的。地方大员应当具备协调央地关系、全面掌握地方情势、整合鞭策官僚集团、处理各种利益矛盾、处置极端紧急事态等等方面的综合素质,善于从整体结构来考虑问题,其中佼佼者已经拥有“政治家”的素质与底蕴。

与骆惠宁就任香港中联办主任相比,夏宝龙就任港澳办主任分量更重,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夏宝龙级别更高,他是以副国级的身份进入港澳系统,显著提升了港澳办的地位,正如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所说“体现了中央政府重视港澳事务”;二是港澳办是中央对接香港方面更高一级的联络与治理机构,骆惠宁是港澳办的副主任,也就是夏宝龙的副手,中央治港新政策将在很大程度上由两人的分工合作来落实和呈现;三是夏宝龙与习近平有过长时间的共同经历,是习近平治港的一个关键抓手。

习近平治港关键抓手

习近平于2002年10月至2007年3月在浙江省工作,先后任职该省副省长、代省长、省长,并在2003年11月升任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则是在次月被调入浙江,成为习近平主政浙江的一位重要副手。两人在浙江共事时间约有5年之久,习近平对夏宝龙的能力水平应该有深入的了解。此次夏宝龙获任港澳办主任一职,可以肯定正是出于习近平的提点。

习近平不仅很了解夏宝龙,对港澳工作也很熟悉。习近平在2007年进入中央之后,即兼任了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组长之职,而且任职时间长达5年,直至2012年中共十八大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因此可以说,对夏宝龙的任用,是习近平在“知人知事”前提下,基于对人对事的准确判断,所做出的一项重要安排。

中央港澳协调小组属于中共党务系统,是由中共中央委员会负责领导,汇聚了党政多个部门的负责人员,本届小组组长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国务院排名第一的副总理韩正。夏宝龙既是该小组办公室主任,也是这一小组的副组长。在中共十八大后成立的多个中央级小组列阵中,中央港澳协调小组则是习近平面向港澳方向的距离最近的治理平台。

并且由于习近平与夏宝龙曾有过很长时间共事经历,习近平很清楚夏宝龙的性格、能力与处事方式,这一安排将更有利于习近平对港澳事务的指挥,贯彻对香港问题的政策。与此同时,这也意味着更多的权重赋予,不仅让夏宝龙本人,也让港澳办以及驻港的中联办能够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发挥更大的作用。

香港在1997年回归中国,但是香港人心的回归始终未能完成。及至2019年严重冲击香港局势和“一国两制”的修例风波,再到现今中央治港方向政策的大幅调整与关键位置的换人,香港的“二次回归”与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正在加速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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