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宝龙掌港澳办】修例风波后 北京港澳系统重大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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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只靴子落地了。在香港修例风波日益消退之际,北京治港人事继今年1月4日“老将”骆惠宁临危受命,执掌香港中联办后,再度发生重大调整。2月13日,北京宣布由曾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的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秘书长的夏宝龙兼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现任港澳办主任张晓明改任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新任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和现任澳门中联办主任傅自应,分别兼任港澳办副主任。

这一调整意味着北京港澳系统发生重大调整,最主要变化有两点。第一,大幅度提升了港澳办的政治地位。新任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曾长期在天津、浙江任职,2003年调任浙江省委副书记,成为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的“副手”,后升任浙江省长、省委书记,属于典型的封疆大吏和政治干部。2017年夏宝龙卸任浙江省委书记,退居二线,转任中国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18年夏宝龙突然晋升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位列副国级领导人。如今,由他这样一位封疆大吏出身、与习近平有共事经历的国家领导人来兼任正部级机构港澳办的主任,无疑明显提升了港澳办在中国现有政治体系中的政治地位。

夏宝龙(右)以中国副国家级领导人身份执掌港澳办,凸显了北京对于港澳工作的重视。图为夏宝龙以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身份会见意大利客人。(新华社)

不光如此,现任港澳办主任张晓明改任正部级的常务副主任,正部级的骆惠宁、傅自应分别兼任港澳办副主任,意味着港澳办副主任里面突然新增三位正部级官员。港澳办的领导结构从过去的一正多副,升级为一副国家级、三个正部级和多个副部级,此举等同重新架设了一个港澳办,凸显中国最高决策层更加重视港澳工作。

这种情况在港澳办历史上是未曾有过的。港澳办作为中国负责港澳事务的最高办事机构成立于1978年,如今已经历经廖承志、姬鹏飞、鲁平、廖晖、王光亚和张晓明等6位主任,他们都是外交系统、港澳系统或统战系统出身,皆非封疆大吏。廖承志、姬鹏飞和廖晖虽都是副国级领导人,实际政治地位高于现在的夏宝龙,但情况不同。廖承志、姬鹏飞均是中共老资格领导人,资历高,他们当年兼任港澳办主任,主要是因为那时恰逢解决香港、澳门回归问题的关键时期,由他们来执掌港澳办,既是为了发挥和借重他们丰富的政治经验,又是为了凸显国家对港澳回归问题的重视。可这终究是他们个人地位的体现,而非港澳办地位的投射。至于廖晖,他虽然曾位列排名第二的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可那是他担任多年港澳办主任之后的晋升,而非像夏宝龙那样直接以副国级领导人空降港澳办主任。而且前文已经提及,今次港澳办人事的调整,不单单是夏宝龙一个人的调整,而是整个机构的组织重整,由过去的一正多副升级为一副国家级、三个正部级和多个副部级,这意味着港澳办相比于以往,将享有协调更多资源和部门的实际权力。

第二,从人事制度层面理清了港澳办和两个中联办的关系,有利于三个部门之间的协同合作。在过去,尽管港澳办主任实际地位比香港中联办主任、澳门中联办主任高半级,并兼任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主任,但由于三个职能存在交叉的部门均为正部级,互不统属,有时难免出现各自为政、不易协调配合的问题。如今,北京从人事制度层面明确了香港中联办主任、澳门中联办主任兼任港澳办副主任,无疑理清了三个部门之间的主从关系,彻底改变了过去三驾马车并行的状况,有助于形成一体化领导,便于作为后方的港澳办与作为前方的香港中联办、澳门中联办协同合作,从而从制度层面整体提升北京港澳系统的工作效能。

《论语》有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过去一些年,由于北京港澳系统的一些组织结构问题,使得港英殖民时期遗留的香港问题非但未能得到有效缓解,反而不断恶化。尤其是在近些年陆续出现的占中、修例风波等事件上,北京港澳系统的应对明显捉襟见肘。如今,北京总结之前治港经验教训尤其是这次修例风波的教训,重组港澳系统,提升港澳办在港澳体系的政治地位,强化对港澳工作的重视。而这将有助于落实和支撑北京以后的港澳政策,推动“一国两制”更有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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