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场:警惕基层“硬核防疫”走向运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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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中国基层的防疫乱象被频繁曝出。图为防疫人员在北京三里屯为室外公共空间消毒。(Reuters)

“革命革命,革过一革的……你们要革的我们怎么样呢?”

小说《阿Q正传》里,面对“捏好砖头,摆开马步”要上门“革命”的阿Q,尼姑庵里的老尼姑如是说。在鲁迅笔下,阿Q心目中的革命就是“造反”,就是戏台上不断表演的“发迹变泰”、“报仇雪恨”的故事。鲁迅还在《〈阿Q正传〉的成因》一文中写道:“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在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

然而即便是冷峻如鲁迅,这个判断竟然也太过保守了。从《阿Q正传》发表的年份算起,鲁迅笔下的情景在四十多年后复活过一次,又在将近一百年后的今天再次上演。

此时的中国虽无“革命”,却因为一场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大规模疫情,让国内不少地区陷入了不输于“革命”的战时状态。而一些人的所作所为,也不输于阿Q式的“同去革命”。

引发舆论热议的事件发生在湖北孝感市。网络上流传的视频显示,一家三口在家里正打着麻将,几个戴着红袖章的防疫人员径直进屋,拿起麻将就摔。儿子气不过,也甩了麻将牌“反击”。更多“红袖章”立刻冲上去,把儿子控制住,连扇了他三耳光。最后就连麻将桌,也被这些人砸得稀烂。

最近几天网络上流传的类似事例很多。江西省丰城市,一名教师因为在空旷无人的小区跑步没戴口罩,结果被强制隔离14天,还挨了单位处分。尽管他用来自中国国家卫健委高级专家组组长钟南山的权威说法“在家中和人流不密集的地方不需要戴口罩”为自己辩解,可工作人员根本不听。

所以“某地居民外出采买生活必需品,见路上行人寥寥遂摘下口罩,却遭到巡防人员厉声斥责”这样的情况,都算是客气了。更不用提此前还有租客被赶出房子的,业主(甚至包括医护人员)不让回小区的,在通村路口私设关卡不让一切车辆行人通行的。网络上有视频显示,一名没戴口罩的农村大爷被人用绳子绑在柱子上,旁边一名穿白色防护服的男子“像老子训儿子一样”对其严厉训斥。甚至有视频拍到西安市一小区的防疫人员以疫情期间不能遛狗为理由,将业主带下楼的宠物狗“杖毙”。

这些做法的理由只有一个:防控需要。

这些事情说大也算不上太大,尤其与目前疫情防控的形势相比——发生“闯入家中摔麻将”的孝感市,刚刚出台了史无前例的严厉规定,从2月17日零时起,所有居民“必须足不出户,严禁外出”,违者处10日以下治安拘留。不可聚众打麻将、不可遛狗,甚至在戴口罩的问题上“顶格管理”,对于疫情防控有利。

但这些事件的具体操作方式背后,“公民基本权利受到侵犯”的苗头很可怕,这或许是引发诸多大陆国家级官媒关注的原因,批评类似事件“无法无天”,打着“为大家好”的旗号,“任意践踏他人权益,甚至可以说是一种野蛮操作、粗暴执法”。

基层防疫的种种乱象受到中国官媒的痛批。(新华社)

其中《半月谈》的评论文章相对文气,说此类事件源于没有遵从法律之法、科学之法、情理之法,“防控疫情的战场,不应成为恃权凌弱的秀场”。

《人民日报》海外版旗下官方微信公众号“侠客岛”除了批评这些行为触犯刑法、不懂疫情、践踏人格,还更为接地气的写道,如果防疫“没有沿着法治轨道走”,那免不了会有人“有点权力就膨胀、就拿范儿,觉得自己可算是能治住别人了,可了不得了,看谁不顺眼,就不让谁好过。”

《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我们的社会里,当一些事情一旦大范围不留死角地铺开时,就有发生局部变形的风险,有可能‘群众运动化’”。

事实上,官媒不方便明确点出来的是:这些防疫人员的做派,不就是文革时期的风气吗?!

在网上遭到删帖的一篇文章中,作者的记录最为典型:作者所在小区的保安,平时还能客客气气的聊两句,但自从小区近日实行封闭式管理以来,保安就好像换了一个人,凶恶无比。恰逢作者因工作需要,请同事开车到楼下搬运一些物品到公司,但无论作者怎么解释,包括出示社区开具的证明,保安一律不予放行,嘴里的脏话喷个不停,甚至大叫“你们平时不是看不起保安吗……没接到上级通知,就是不让进!”

让人读来,颇有当年革命小将“造反有理”的气势。而这篇文章之所以被删,或许与在标题中使用了“红卫兵”的字眼有关。可这样的用词,错了吗?

说这些人像阿Q可能都不够准确,他们更像小说中的“赵秀才”与“钱洋鬼子”。阿Q一觉醒来发现错过了“革命”,而“赵秀才”与“钱洋鬼子”已在前一天结伴跑去尼姑庵里砸了龙牌,还顺走了观音娘娘座前的宣德炉。

当然,必须承认疫情防控兹事体大,中国官僚系统“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结构也注定了基层工作人员必然是压力层层传导的最终承受者,在治理能力本就粗糙的基层环境下,防疫工作不可能“按照知识分子所认为的比较理想的方式去推进”,一些所谓的“硬核防疫”不可避免。加之中国地域庞大,把这些事件放在一块儿看着挺多,具体到各地,也确为个别现象。但也正如一些评论所说,“这种个别的事情也不该发生”,因为“这些个别的存在让我们联想到基层社会中人权意识淡薄的危险短板”。在现代社会,“任何时候都要守住法律的底线”——事实上自疫情全面爆发以来,所照见的,正是中国距离“第五个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还很远。

更别提“封城”、“禁足”、“小区封闭式管理”等必要的管制措施还没实行几天,过度防疫的苗头就已经在基层出现。那些涉嫌动用私刑的行为,被《人民日报》批评为“简单粗暴、矫枉过正、用力过猛”,不但“脱离疫情防控的实际”,且“副作用不可忽视”。

在这个意义上,胡锡进16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呼吁“不能再让城市‘静止’下去了”,具有了更多的含义。胡锡进的原意是,社会需要在防疫和经济社会生活之间保持平衡,既要“在深山里剿匪”、“在城市里肃清破坏者”,同时也要“把我们的生活重新建立起来”。

而个别摔麻将的基层防疫人员、个别的保安则让人看到,如果整个中国不能尽快从“战时高压”的非常状态中走出来,或者湖北之外一些疫情控制已经明显好转的地区不能先走出来,人性中的某些恶已经蠢蠢欲动。文革之所以在今天还是很多中国人心中挥之不去的梦魇,需要时时警惕,就是因为无论从政治还是人类学的意义上,那段岁月都是普通人与恶的距离最近的时刻之一。

即便生活中大部分的“恶”都如阿Q身上那般渺小而荒诞。鲁迅在俄译本《阿Q正传》的序言中提及这篇小说的写作目的,表示想要“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鲁迅不仅将这一点写了出来,甚至还一直写到了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伊始——或者说,并非鲁迅能预见未来,而是今天的现实主动还原到了将近一百年前的书中。个中原因,鲁迅同样在这篇序言中一语成谶:“我们究竟还是未经革新的古国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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