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宝龙掌港澳办】新自由主义的香港 经济停滞之后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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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本就在2019年出现技术性衰退的香港经济再面临新的挑战。(AP)

香港经济自2019年下半年以来,先后面临了本地修例风波、中美贸易战及新冠病毒疫情的三重打击,经济增长和居民生活受到重大影响。对于崇尚新自由主义的港府而言,长久以来的问题是政府财政拥有高额的财政盈余,但是不懂如何“分配”,不懂如何让利于民,只知简单“派钱”了之。今次香港所受到的三重因素叠加影响,摆在眼前的已经不仅仅是“分配”问题,而是如何恢复经济的增长和活力。恐怕这不是港府再用小修小补思维可以过关的。那怎么做,香港增长点会是在哪里?从这个角度去思考2月13日中共对港澳系统人事的调整,或许将给出不一样的崭新回答。

遭遇三重挑战的香港经济增长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预先估计数据显示,2019年第四季度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实质下跌2.9%,当年年度GDP同比实质下跌1.2%。特区政府发言人指出,香港经济已连续两个季度同比收缩,主要原因是内部暴力事件持续打击经济气氛和与消费、旅游相关的经济活动,以及出口囿于艰难的外围经贸环境继续下跌。目前香港商界的信心指数已经降至历史最低水平。悲观情绪在各大公司持续蔓延。

过去一年,香港经济遭受中美贸易战后续影响,修例风波以及正在持续的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经济增速下滑已经是可见的事实。尤其已经持续六个月的修例风波,导致包括旅游、餐饮、运输在内的各行各业都受到沉重打击。本就受困于全球经济放缓的香港经济在经历了上半年小幅增长后,于去年第三季度步入技术性衰退。波及最大的是旅游业和零售业。由于暴力事件持续不断,香港社会动荡难平,数十个国家对香港发出旅游警示,访港旅客大幅减少,众多基层旅游从业者的生计岌岌可危。暴力阴霾下,餐厅和商店结业屡见不鲜,不少勉强维持经营的中小企业也纷纷降薪裁员。数据显示,2019年10月至12月间,零售、住宿、餐饮行业的失业率维持在5.2%的三年来高位。而香港整体失业率也从上半年2.8%的十余年低位,升至第四季度3.3%的水平。

作为香港重要经济支柱,约占香港GDP4%的零售业更是惨淡。全行业拥有超过 6.3万家经营机构,且大多数为中小企业,聘用了超过 27万名员工。香港零售业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在为730万香港市民提供日常所需。香港零售业在2019年12月继续大幅下跌,反映本地社会事件对与消费及旅游相关活动的冲击仍然严重。根据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份及全年零售业销货额临时统计数字》资料,2019年第四季合计,香港零售销货量按年下跌24.1%,是有纪录以来最大单季跌幅。尤其是在最近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威胁沉重打击访港旅游业和香港本地消费气氛,零售业的经营环境变得更为恶劣。而零售业的短期前景直接取决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未来如何演变。

据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2月4日发表的最新零售业销货额数据,2019年12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为362亿元(港币,下同。一港币约合0.13美元),较2018年同期下跌19.4%。2019年11月的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修订估计较2018年同月下跌23.7%。扣除其间价格变动后,2019年12月零售业总销货数量的临时估计较2018年同月下跌21.0%。2019年11月零售业总销货数量的修订估计较2018年同月下跌25.5%。

经济困境直接体现在民生之上,根据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2019年1月至12月按零售商类别划分的零售业销货价值指数》,新鲜或急冻鱼类及禽畜肉类12月份上涨4%,全年上涨3.5%;新鲜蔬果12月份上涨7.8%,全年上涨8.4%。

分配与增长 港府的双重困境

长久以来,作为崇尚“小政府、大社会”,崇尚新自由主义的香港政府与社会,在“分配”问题上一直积极性不足,手段只是简单的“派钱”,民生顾及不足。经济上的不民主,是香港修例风波发生的深层次结构性原因之一。但是实际上,香港政府是世界上最有钱的政府之一,目前港府财政储备已经超过1.1万亿港元。但是如同小儿怀揣巨款,却不知如何使用。

但是在今天,摆在港府面前真正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分配,更是如何恢复经济的增长和活力。未来香港经济的增长点会在哪里?毕竟今天香港已经不再具有制造业、互联网新兴产业上的任何优势,金融业的主导地位也只是抱残守缺,难有继续增长。从目前来看,恐怕将不得不回到大湾区中去寻找机会。

抛下意识形态不谈,同城化尤其是港深同城化,对于香港摆脱眼下困境具有积极意义。贫富差距加剧、青年就业出路窄、贫困长者老无所养、房价不断飞涨……香港近年社会深层次矛盾越发尖锐,年轻人看不到未来希望,存有怨气,民间对社会政策改革呼声甚大。但问题在于如何改革?相信许多港人都认可,受制于狭小的本地市场和目前大财团对传统行业的高度垄断,单纯在香港本土寻求出路,恐怕很难。应该说,向外部寻求合作共赢的机遇是许多业界人士的共识。这也是近年香港创科企业纷纷北上的一个重要原因。

简单而言,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先进的供应链和庞大的市场,香港可凭借其金融、资本市场、人才资源等方面的优势,发展成大湾区知识型商业中心。香港初创企业可以与本地大学共同研发的成果在深圳转化成产品,得到香港私募基金资金支持,随后在东莞等珠三角城市进行量化生产,最后由广州销往全国及海外市场。可以说,大湾区内公司在成长中需要贸易融资、国际支付、风险管理等专业服务,为香港金融业带来机遇。目前大湾区已成为汇丰的优先市场,也是其客户的优先市场。这些都为香港寻找未来经济增长点提供了无限想象。

更重要的是,以融合发展为政策重心的大湾区,确实是港人一个“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可行性选择。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无论是金融、创科还是现代服务业,香港在大湾区都大有可为。而这些新兴行业的崛起,极有可能为香港本地青年提供大量优质的管理、技术类岗位。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港人若能选择北上发展,不仅相对更容易适应和融合,而且有更多工作机会。从民生角度来看,大湾区也有机会在住房、养老、休闲等方面为港人提供多一种选择。虽然目前看来,北上居住生活或旅游休闲並不是大部分港人的首选,但若能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大湾区,与山长水远的异国他乡相比,显然毗邻香港且文化同源、民俗相近的内地发达城市更值得港人考虑。

借力大湾区 夏宝龙与骆惠宁的政治优势

如果香港要回到大湾区去寻找经济增长机会,这个时候,拥有丰富地方执政经验的夏宝龙、骆惠宁的优势就会凸显出来,帮助香港在大湾区“逢山开路,遇水搭桥”。

2月13日长期担任浙江省委书记,现任副国级高官夏宝龙执掌港澳办的消息,显然在港澳系统中投下一颗“原子弹”。夏宝龙与中联办主任骆惠宁,用中国政治分析的方法去观察,二人的共同标签一是“老将”,二是“地方执政经验”。此前,港澳办主要领导一般从港澳系统或者外事系统中产生,并无地方任职经历。夏宝龙成为第一位长期在地方任职并且担任过地方省委书记的港澳办主任。他曾在天津、浙江任职过。2003年至2017年,他一直在浙江工作,曾任浙江省委书记。两年前,夏宝龙开始在中国全国政协履职,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三位副主任中,今年初刚刚上任的骆惠宁此前亦长期在地方任职,拥有深厚的地方从政经历。骆惠宁上任前,香港中联办主任近年来亦一般从港澳系统或外事系统中选拔产生。

无论是夏宝龙和骆惠宁的地方经验,还是他们级别上的“高配”,都决定他们更加熟悉该如何与大湾区内其他省市官员以及商人打交道,这正是以往自视甚高的港澳系统官员和港府所缺乏的。夏、骆等中国官员,若能给港澳系统带入不一样的新风,帮助港府去寻找增长点,带领香港摆脱经济增长与分配双重困境,这也是积极一国两制的体现。

(本文原载于香港01,略有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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