伙伴皆惊“蝗” 当古代中国人遇上蝗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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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新冠肺炎(COVID-19)在中国大陆蔓延之际,东非的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索马里、乌干达等国却饱受沙漠蝗虫(Schistocerca gregaria)肆虐,据称目前蝗虫大军已往东逼近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印度,甚至在中国新疆地区已可看到蝗虫先头部队的身影。其实中国历史上的蝗灾并不少见,甚至到明清两代,平均不到三年就发生一次蝗灾,追根溯源,到底先秦时期是如何看代蝗虫与蝗灾呢?

1976 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在河南殷墟妇好墓(安阳殷墟五号墓)出土的“玉雕蝗虫”。(《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

传统中国是以农业文明著称,除了受到雨雪风霜等天候影响之外,生物活动也经常造成农业生产的危害,其中更是以蝗虫最广为人知,为害时间和空间范围也最巨。先秦古籍多称蝗虫为“螽”(蝗类的统称)或“蝝”(读音元,蝗的幼虫),到了战国时期才多称为“蝗”。《春秋左传》记载:“(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初税亩,冬,蝝生。”《吕氏春秋•孟夏纪•四月纪》:“行春令,则虫蝗为败”,指的是若在孟夏时节行春季政令,将使虫螟成灾。

除了现有的文献记载,从出土的商代甲骨文中,也可以一窥商人对蝗虫的记录。中国先秦史学者彭帮炯在《商人卜螽说─兼说甲骨文的秋字》指出,甲骨文的“秋”字本义与蝗虫密切相关,可能因为商代对秋季的蝗灾印象深刻。根据贞卜文字,商代蝗灾发生时间多集中在殷历的二月与六月,相当于夏历六月(公历的7月)与十月(公历的11月)。商人认为万物有灵,蝗虫自然不例外,便卜问殷历二月时,商邑是否会发生蝗灾,并于蝗灾发生时行燎祭,以十头牛为祭品,祈祷蝗虫勿食庄稼、才能使农作丰收。明代徐光启(1562─1633年)亦曾对春秋时期至元代记有月份的111次蝗灾做了统计,显示蝗灾发生较多的月份多集中在夏历六月;近代学者陆人骥根据《二十五史》也做了相关统计,得出了相近的结论。

已故中共中央宣传口重要负责人邓拓(1912─1966年)在其《中国救荒史》指出,中国历朝历代均发生过蝗灾,秦汉时期平均8.8年发生一次,两宋时期为3.5年,元代1.6年,明、清两代均为2.8年,以受灾范围与受灾程度来说,均为世界之冠。昆虫学者陈家祥于1935年做的统计称,自公元前707至公元后1935年的2642年岁月里,中国有确实记录的蝗灾共计796次,平均3.3年就发生一次

有了数据统计,先秦时期对蝗害的防治手段是什么呢?由于商代崇信鬼神,从殷墟甲骨文的祭祀卜辞可得知,商王为消弭蝗灾,故多用祈禳,也就是祭祀神灵,如自然神:河(河神)、岳(山神)、土(社,土帝神)和“帝五玉臣”,加上祖先,如先公(上甲,商部落的第九任首领)、先王(祖乙,商代第十四任君主),以避免受到蝗灾侵害。除了消极的禳灾方法,商人的灭蝗手段还有网捕和火烧。学者杨升南认为:“秋字既与灾祸相连,就是蝗虫的蝗,当是可能的……从火,表示用火灭掉蝗……甲骨文秋字从火,正是商人灭蝗的方法之一。”以火驱赶蝗虫的方式在《诗经•小雅•大田》中也有记载:“既方既皁,既坚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贼,无害我田稺。田祖有神,秉畀炎火”,意即遵照田祖之神的启示,以炎火驱赶蝗虫之属、会残害庄嫁的“螟螣”。时至近代,河南等地民众遇蝗灾时,还会聚众捕打蝗虫,打下的蝗虫或挖坑深埋,或是放置于火堆中焚烧。

由于先秦时期科技发展水平仍然相当落后,商人除了占卜预测是否会发生蝗灾之外,也只能被动地祈求不要发生蝗害,以及在蝗虫过境时用火烧驱赶,最多只能网子捕捉蝗虫而已,并无太有效的防治蝗虫方法。(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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