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肺炎】疫情催化的“共享员工”模式能常态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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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持续延烧,这使得中国大陆经济备感压力,特别是三级产业。为了避免群聚感染,民众少出门,连带使餐饮业门可罗雀,导致上万员工待业。另一方面,民众宅在家的同时,却使得生鲜零售平台订单大增,导致人手短缺。因此,在严峻的疫情下反而催生出新型商业模式:“共享员工”。

比如,阿里巴巴旗下的零售平台“盒马鲜生”与大陆餐饮集团“西贝”合作,让西贝旗下闲置员工暂时到盒马工作,此例一开,包括沃尔玛(Walmart)、京东、阿里、苏宁、联想等企业也相继跟进。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NCP)疫情持续延烧,民众为了避免群聚感染而减少上餐馆用餐,许多餐厅门可罗雀。(新华社)

京东7FRESH 在疫情期间发布“人才共享”计划,邀请临时歇业的餐饮、酒店、影院及零售联营商户员工前去“打短工”;苏宁物流针对因疫情冲击的人提供分拣包装、小区骑手等就业机会;联想也公开表示将提供包括计算机、服务器、手机的组装、包装等临时工作机会。

随着在线零售行业为“共享员工”抛出橄榄枝,“共享模式”在各行业中不断产生新突破,逐渐从线上零售行业推广至物流、制造业等行业,从一线城市向二、三线城市扩展。

此外,根据陆媒“新华社”报道,影视观光业受疫情冲击严重,导致浙江省横店影视城生意冷清,而邻近企业如东磁、普洛药业等,因员工防疫缘故无法如期复工上岗,形成人力缺口,因此他们主动与横店影视城对接,形成"共享员工"的合作。

因应疫情而出现的“共享员工”至此成为热门关键词并引发热议。舆论甚至在讨论,当疫情降温、社会回复稳定后,“共享员工”的模式是否会成为新常态,并催生经济新业态?对中小企业长期发展是否会起到良性的推动作用?

一些制造业厂商也启用“共享员工”制度,让因受到疫情冲击而工作量减少的员工能递补因防疫难以复工造成的人力缺口。(新华社)

就企业的角度而言,共享员工的“灵活用工”模式确实会给企业带来利多。首先,其人力成本能够随着共享的“灵活度”得到更有效率的配置,比方可以随着生意的旺季与淡季做人力调度。

其次,这一波共享员工对企业带来的好处还包括增加企业之间的横向连结,促进民企整合。比方说,同类型的行业别,像是餐饮业、零售业各自结盟灵活运用劳工,可缓解彼此人力资源短缺的问题。

不过,就员工的角度而言,可能就不是如此利多。当企业彼此灵活用工时,牺牲的通常是劳工的权益。举例来说,共享劳工在共享期间发生工伤,又或者是染上疾病,相关的责任归属应该由哪一个企业承担?相关的劳动权益在共享模式中仍未厘清。

另外,虽然有说法认为共享劳工能同时增进劳工不同层面的技能,但到目前为止,能够共享的案例大都是低技术、取代性高的工作。因此称劳工藉由共享制能促进自我价值成长的说法,似乎仍有待商榷。

回头来看,“共享”概念风靡全球,但中国大陆必须评估过往落实共享经济的教训,比如“共享单车”在陆的失败经验。当物品、劳动开放“共享”,就必须得更细致的评估对接平台与商业模式,否则很有可能落得双输的局面。

在“共享”概念风行时,中国大陆不可忘记“共享单车”失败的惨痛经验。2018年共享单车ofo频繁传出经营不善和退款难的消息,最后甚至呼吁中国大陆交通部门介入调查。(多维新闻)

值得注意的是,對於“共享”这个概念来说,劳动力跟物品是完全不同的内容。在经济生产上,劳动力是生产的核心,与生产出来的最终产品不同。因此,商品的共享或许还有讨论空间,因为仅是从物品交换、分配取得利益。但作为生产源头,劳动力的交换就必须多加思考,因为这牵涉到生产行为,更直指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核心:劳资争议。

事实上,“共享员工”这种号称“灵活用工”的模式,就是资本家对于派遣劳工、临时工的新瓶旧酒。资本家能够从中取得利益,但劳工力量反而在这种切割与碎片化的劳动模式越形弱势。就政府的角度来看,如果落实共享员工,政府如何去照护弱势劳工,且在这个趋势之下对于劳工进行保障是最大的挑战。

共享员工在防疫期间人力不足的状况下得到发展,该模式因被视为一种新兴的劳动模式而得到热议。但这种弹性用工的模式仍存在巨大争议,劳动权益能否得到保障,是政府与企业必须共同面对的问题,因此未来能否延续下去,仍得经过严格评估与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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