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疫情·疑点解读】观察站:疫情时间线梳理 瞒报还是误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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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2月10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北京调研疫情防控工作。在此之前,其已经多次作、做出指示与部署,但外界仍好奇最高层是何时得知疫情的。(新华社)

“这场武汉疫情究竟是怎样发生的?”“12月31日和1月7日究竟发生了什么?”虽然中国疫情仍然没有解除,但是陷入巨大悲痛的中国人,开始有了这种反问。他们不理解,经历过SARS的教训,花了重金建立的疫情直报系统,专业的医学专家,为什么在这一次统统失效了。在12月底到2月这两个月间,武汉,北京都分别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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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国网络上流传着三篇文章试图对此进行爆料或者解答。一篇是由网络公号《知识分子》所编写的《新冠肺炎 值得严重关注的2019年12月31日》(该文章已于2月19日删除);一篇是香港《明报》2月17日引述京城消息人士的话,认为中国疾控中心和武汉已经及时向卫健委等中央部门及中央领导通报预警,但因临近中国新年,中央领导人要求有关措施不要影响节日气氛,防控因此错失良机。第三篇是在网络上流传的,与《明报》报道类似的文章,同样引用消息人士的话,但是将矛头指向武汉、湖北官员和疾控中心,认为他们瞒报误报,让中央震怒。

对此,本文将对目前所能公开查到的从2019年12月28日至1月27日时任武汉市长周先旺接受采访,疫情信息开始逐步透明、公开为起止,对于疫情中的关键关节进行梳理。

《知识分子》在《新冠肺炎 值得严重关注的2019年12月31日》一文编者按中说, 本文试图提出三个疑问: 1. 中国疾控中心的网络直报系统或传染病信息系统,有没有发挥作用?究竟何时发挥作用?为何多个信源呈现出来的信息是矛盾的? 2. 2019年12月31日,武汉已经对病人采取隔离措施,但为何未要求医护人员采取防护措施?即使是外松内紧,内紧体现在哪里?3.2019年12月31日,香港已经开始提醒公众防护,为何武汉却没有提醒公众防护?

在此基础上,本文将对围绕疫情的几个疑点,诸如究竟是武汉政府和疾控中心瞒报还是中央误判,疫情发生早期“向谁汇报”等疑点进行分析。

截然相反的“独家报道”

香港《明报》2月17日的报道引述京城消息人士的话指,去年12月底,武汉传出不明原因肺炎后,中国疾控中心随即介入了解。今年1月初,该中心向中国国家卫健委等中央部门及中央领导通报预警,认为这不明原因肺炎有通过呼吸道传播的风险,应立即采取行动,包括在公共场所防控等。随着病例增加,专家分析病毒后认为,该病毒与SARS病毒相似度极高,中央应及早行动。

消息人士指,在1月初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前,中国疾控中心的有关报告已上呈中央,并建议立即在公共场所采取紧急防控措施,但因临近中国新年,中央领导人要求有关措施不要影响节日气氛,防控因此错失良机。消息人士还说,包括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等专家,在中央及地方均未对疫情给予高度重视的情况下,采取了包括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的预警方式。

疫情发生后,包括武汉、湖北及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等部门纷纷“甩锅”。消息人士表示,有关专家并非如外界盛传的那样未尽责任,而是权力高层决策及基层执行环节都出现严重错判。

同时,网络上流传一篇与《明报》报道截然相反的文章,文章同样指来自北京的消息人士日前透露: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失控是武汉市政府、湖北省及中国国家卫健委等机构的官员与专家昏庸造成的。文章说,有多位一线医护人员和武汉市卫健委及市政府的一些有良心的官员,通过各种关系私下找到一些内参记者,反映武汉疫情的实际情况。这些内参记者绕过中国国家卫健委、武汉市及湖北省政府,通过内参直接密报北京高层:武汉出现极其严重的疫情,……疫情必将在全国大规模爆发。

这位消息人士透露,北京高层对武汉、湖北及国家卫健委的做法颇为火大。并表示,中纪委、最高检等已派出强大的调查组分别进驻武汉及中国国家卫健委,对造成此次疫情失控的责任人进行调查,现在已经有一些官员被软禁。

结合本文其后对于时间线梳理,尽管目前关于疫情上传下达的准确信源并不十分确凿,但是可以确信,武汉政府对于疫情是第一时间知情,中国疾控中心也在相对较早的时间引起了重视。中国国家卫健委和中央也及时做了批复。但是,环节上的几乎所有关键节点,都未曾想到疫情会爆发的如此迅猛,所有人都“按照流程”做事,但是几乎所有人都在“两会”或者“新年”的因素干扰下,掉以轻心,形成了一次几乎所有人都没有“明显过错”的巨大错误。即使历史重来,结果也难以改变。流程是依托于体制之上的,基本的疫情直报制度中国并不缺乏。但是在危机面前缺乏嗅觉,在面对“新年”、“两会”等因素干扰时能够更加准确、有责任感的做出预警、说真话的人没有出现。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舆论对说出“人传人”的钟南山受到尊重的原因,但是令人遗憾的,只有一个钟南山。

向谁报告

很多人好奇,SARS之后,中国花费巨资已经建立了此类感染性疾病的直报系统,为什么这次失灵了?如果一个地方发生了疫情,理论上当地疾控中心或官员,将会向谁进行汇报?

据《知识分子》2月17日获得的一份流出的报告显示,湖北省疾控中心和武汉市疾控中心以及几个区级的疾控中心早在2019年12月29日就调查武汉市不明肺炎的情况,并形成了报告。假设上述内部流出报告为真,那么应该汇报给哪些机构? 根据中国疾控中心官网的《传染病信息报告管理规范》,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要及时将疫情分析结果以信息、简报或报告等形式向上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同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报告,并反馈到下一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其中提到,“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发现甲类传染病和乙类传染病中的肺炭疽、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等按照甲类管理的传染病、以及其他传染病和不明原因疾病暴发等未治愈的传染病病人或疑似病人离开报告所在地时,应立即报告当地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同时报告上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接到报告的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应当以最快的通讯方式向其到达地的卫生计生行政部门通报疫情。“ 也就是说,当这份报告形成后,武汉市卫健委、武汉市政府、湖北省卫健委和湖北省政府是汇报对象,中国疾控中心也应该是汇报的对象。

但是据中国经济学家华生2月16日的文章称,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是在网络浏览信息时得知的不明肺炎信息。那么问题来了,中国疾控中心是否收到了这份报告?

另根据《经济观察报》报道,中国疾控中心在2003年SARS疫情后,建立了一套综合的监测系统,最先建立起来的是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横向覆盖全国,纵向可达乡镇医生卫生院。“只要发现传染性病例、尤其是不明原因肺炎,医院都要直接在这套系统上报告病例,包括中国疾控中心在内的各级疾控部门都能第一时间了解情况。”中国疾控中心原副主任杨功焕介绍说。

而据《第一财经》报道,这套系统也设置了针对不明原因肺炎PUE(Pneumonia of Unknown Etiology)的直报。

如果在武汉发生了多例不明原因的肺炎,而且比较集中,杨功焕在接受《经济观察报》采访时表示,按照这个报告体系,中国疾控中心应该会收到相关的报告。她认为,中国疾控中心即使没有人下去调查,也可以发现武汉出现的情况。“按道理,这个机制下,在这个时候中国疾控中心可能会派人,地方省疾控或者市疾控也有权力派人下去做流行病学调查,确认病情,然后来报告。同时,医院在这种情况下也应该实施隔离的。”

但是,根据华生的文章,作为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在2019年12月30日未收到湖北或武汉任何关于不明原因肺炎的报告,对湖北省、市、区三级疾控中心的这一报告显然也不知情。

一位业内人士评论说,如果这份省、市、区疾控中心联合调查组形成的报告没有报送中国疾控中心,那就是体制的问题,需要改进,不能只报当地政府,而不报中国疾控中心;如果这份报告抄送了中国疾控中心,而中国疾控中心主任自己不知情,那就是中国疾控中心的问题。

没有执行到位的“内紧外松”

第三个令外界存疑的是,这次疫情中,武汉、湖北政府在早期,真的没有过任何担心吗?从目前可查报道来看,把中国政府官员完全视之为“无能”,也是不准确的,在早期应对疫情,中国政府采取了“内紧外松”的原则。但是无论是疫情的严重程度,还是对于“内紧”的执行上,都完全不到位。

据《三联生活周刊》报道,武汉的一位医生将武汉卫生系统初期对新冠肺炎的举措解读为 “内紧外松”: “紧” 是及时发现病例,并做了严格的隔离和应对; “松” 则是却没有大范围地公告社会,让大家对疾病提起警惕,也没有号召大家戴口罩。

内紧外松,也可以用来解读中国疾控中心应对疫情的策略。冯子健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表示,中国疾控中心从最早开始,就把新冠肺炎当作有高度传染性的疾病来对待,第一时间采取了密切接触者管理等措施,但公布信息是“谨慎的”,从开始的“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到“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需要一个过程,因为对疾病的认识有个过程,和病例诊断、实验室检测结果逐步用于病人的甄别有关。

然而,根据疫情上报第一人、被记大功张继先等人接受媒体采访的内容,尽管武汉市卫健委表示对病人进行隔离治疗,但对一线的医护人员似乎并没有给出提高防护等级的建议。 在中共武汉市委机关报《长江日报》的报道中,张继先在2019年12月27日和29日连续报告不明肺炎的情况后,医院给她的科室批了N95专业防护口罩,但没有防护服,因此张继先安排同事在网上订购了细帆布的白色工作服用作防护,并将这些工作服一直穿到2020年1月20日——钟南山明确新冠肺炎能够人传人。此后,医院给他们提供了三级防护服。

如果早期中国政府能够按照“内紧外松”的原则执行到位,最起码不会出现如此之多的医护人员被感染的情况。

疫情时间线

2019年12月28日:根据《中国新闻周刊》的报道,当日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急诊科接诊了4例和华南海鲜市场有关的发热病人。

2019年12月29日:《知识分子》2月17日获得的一份流出的报告显示,湖北省疾控中心和武汉市疾控中以及几个区级的疾控中心当日就调查武汉市不明肺炎的情况,并形成了报告。

2019年12月30日:时任武汉书记马国强在1月31日接受央视采访时称,武汉官方在12月30日和31日向中国国家卫健委通报肺炎情况,“才有了国家卫健委派出指导组、专家组,来指导我们做这项工作。”武汉“汉网”刊出题为“‘疫’流而上,何不多给武汉市长暖暖心”的文章称,“早在疫情发生12月,武汉已将相关情况上报国家卫生部门,专家组一行也深入到武汉调研,给出了初步结论,这位市长(周先旺)亦非专业医学出身,遵从专家的建议又何错之有?”

这一天,一个叫李文亮的眼科医生在班级群里提醒同学—— “确诊了7例SARS”。

从华生后来的披露文章看,同样在这一天,“12月30日……由于高福有在睡前在网络上搜索有关传染病信息的习惯,偶然发现了有关武汉市卫健委内部发出了不明原因肺炎紧急通知的相关传闻,这让他大吃一惊。”因为他曾不久在政协会上拍着胸脯说,现在有了这个疾病直报系统,像SARS那样的大疫情不会再发生。所以他随即打电话给武汉市疾控中心负责人了解情况,在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立即问他们案例早已超过三例必报的预警门槛,为什么这么多天来从未向网络系统直报?都这样的话,国家重金打造的网络直报系统还有什么用?”华生说,据知情人透露,从对方含糊的解释中,高福感到问题不小,自己责任重大,连夜给国家卫健委多名领导分别打电话报警。“据媒体报道,国家卫健委也可算行动迅速,第二天就由分管领导带领工作组、专家组到达武汉。”华生认为,据这个消息,高福实际上是12月30日武汉几名医生在朋友圈发消息提醒的同一天晚上, “体制内最高级别的报警人”。

这一天,湖北省已经有一份不明肺炎疫情的流调报告出炉。但直到2月17日,报告流出。

2019年12月31日:根据武汉当地媒体的报道,20万武汉市民和游客参加了跨年的长江灯光秀。

这一天,世卫组织驻华代表处获悉在中国湖北省武汉市发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例。

同样在当天,第一批中国国家卫健委专家组前往武汉,组长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所长徐建国,成员有北京地坛医院感染性疾病诊疗中心首席专家李兴旺、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曹彬、金银潭医院ICU主任吴文娟等人。

2020年1月2日:中国国家卫健委通知世界卫生组织(WHO)和相关国家地区,中国疾控中心完成基因测序。

根据《中国新闻周刊》的报道,上报了不明肺炎情况的武汉市中心医院,则在1月2日起,要求医务人员之间不许公开谈及病情,不得通过文字、图片等可能留存证据的方式谈论病情,病情只能在交接班必要的时候口头提及。于是,该院急诊在1月1日起只得要求科室的医护人员先戴起了N95口罩。 同一天,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内部邮件显示,接到国家卫健委的电话通知,不得对外透露任何疫情信息。

1月4日: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所长徐建国接受《大公报》采访时表示,从目前看,未发现明显的人传人证据,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且没有发生死亡案例,说明病毒威胁水平有限。徐建国还强调,中国的传染病控制有多年的积累,绝不会出现因为春运发生大扩散的可能性。

1月6日:根据北京卫视节目拍到的疾控中心内部工作截图显示:分离到新型冠状病毒是在1月6日。当天,中国疾控中心启动二级应急响应。

1月初:香港《明报》2月17日报道,中国疾控中心向国家卫健委等中央部门及中央领导通报预警,认为不明原因肺炎有通过呼吸道传播风险,应立即采取行动,包括在公共场所防控等。随病例增加,专家分析病毒后认为,该病毒与SARS病毒相似度极高,中央应及早行动。

1月7日:中国官媒《求是》杂志在2月15日透露,中共总书记习近平1月7日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了要求”。香港《明报》2月17日报道,1月7日会议上,中央领导人要求要注意防范,但同时要求不要因此造成恐慌而影响即将到来的新年节日(中国农历年春节)气氛。当天,武汉市长周先旺做2020年武汉“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未提及新冠肺炎。

1月8日:中国疾控中心宣布,新型冠状病毒为此次疫情病原体。同日,第二批中国国家卫健委专家组前往武汉。成员包括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内科主任王广发,还有地坛医院感染二科主任医师蒋荣猛、北大人民医院呼吸内科主任高占成、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原副主任杨维中等。

1月10日:王广发对新华社称,目前病人的病情和整体疫情处于可控状态,大部分患者病情属于轻到中度。目前也没有出现参与救治的医护人员感染情况。

1月12日:湖北省长王晓东做2020年湖北“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未提及新冠肺炎。

1月14日:中国疾控中心专家徐建国告诉《科学》杂志,疫情可能在下周结束。

1月15日:中国国家卫健委主任马晓伟赴武汉,中国疾控中心的响应升级到最高级别的一级。当天,武汉市卫健委每日报告称,现有的调查结果表明,尚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

1月19日:第三批国家卫健委专家组前往武汉调查,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和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同日,武汉举行百步亭“万家宴”。

1月20日:钟南山等就武汉新冠肺炎防治情况首度透露,已经证实了有人际传染和医务人员感染,他还提到,“围绕着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人,因为护理等各方面,有14个医务人员被感染”。同日,国家卫健委发布公告,宣布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纳入乙类传染病,但按甲类防控。但卫健委强调,当前疫情仍“可防可控”。当日,习近平、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分别对新冠肺炎做出批示。

1月22日:中国官媒2月15日透露,习近平当日(1月22日)明确要求湖北省对人员外流实施全面严格管控。

1月23日:武汉封城。

1月25日:习近平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成立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

1月27日:武汉市长周先旺在采访中称,“披露不及时,这一点大家要理解,因为它是传染病,传染病有传染病防治法,它必须依法披露,作为地方政府,我获得这个信息以后,授权以后,我才能披露。”

谁该负责

通过梳理想去再反思一步,这场疫情的发生,究竟是谁该负责?迟缓的武汉官员,早期说“不会明显人传人”的疾控中心专家,还是真的对疫情有误判的中央?似乎所有人都错了。从目前的报道综合的信息来看,武汉地方官员在12月疫情发生初期,没有瞒报,但也只是按照流程上报。他们担心影响两会气氛防疫迟缓不力,打压医护人员所谓“谣言”。卫健委和疾控中心预警不足,第一批疾控中心专家在已经做出“人传人”判断并在海外发表论文的同时,在国内新闻发布会上公然宣传“未明显人传人”,无论怎样开脱都有违基本道德。中央1月7日收到预警,但同时没有引起重视,把疫情防控不利完全归咎于下层官员。

如果可以重来一次,中国政府能够避免错误吗?答案是肯定的,中国政府会吸取经验,有人负责。抑或者答案将更令人失望,整个过程似乎没有人“犯错”,武汉按时上报,疾控中心也及时出动,中央也在1月7日做了提醒,他们都按照“流程”和“官场潜文化”在做事。但是所有人的做法又共同将这次疫情推向了一个巨大悲剧的境地,即使重来一次,所有的流程仍然会按部就班的重新上演,疫情仍然将会爆发。这才是一个没有迈进现代化的国家体制,没有有现代化能力和历史责任感的官员的官场,最令人寒心之处,也再度用一个巨大的悲剧教训了中国人,一个更加现代化的国家体系,和拥有着真正现代化思维的官员,是多么迫切而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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