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肺炎】“对口支援”:一场瘟疫下的国家总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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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体制下,疫情防控战成为一场社会上下集体参与的人民战争。(新华社)

直到当下,来自19省市区的医疗队和救援物资仍然在源源不断地汇入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核心“灾区”——湖北。中共最高层宣称“武汉胜则湖北胜,湖北胜则全国胜”,所以在北京中央政府的统筹调动下,19省市区按照“一省对一市”(实际上这种对应关系并不严格)正在集合力量展开遏制和围剿作战。

这一幕在中国近二三十年历次突如其来的灾难和重大国家工程中不时出现,包括在著名的汶川大地震灾后重建中。当时,中央政府制定明确重建方案,按照“一省帮一重灾县,举全国之力,加快恢复重建”要求19个省市以不低于1%的财力对口支援重灾县市3年(后香港加入)。这就是所谓的“对口支援”。

对口支援的历史

事实上,“对口支援”是中共相当重要的国家治理手段和国家政策。自中共建政后,中国曾经在支援边疆建设、“上山下乡”中采取过这种动作,至1979年中央52号文件首次将其定型为国家政策。自此之后,鉴于1980年代改革开放所造成的地区发展差距逐渐扩大,中央在多轮援藏、援疆工作中大规模运用对口支援,在国家政策倾斜外各省区提供官员交流、支教、支农、支医以及资金和项目、技术全领域支持。此外,三峡移民工程、汶川震后复建等“国家计划”中,对口支援这一形式也一再出现。

中国官方声称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优越性,事实上它有效地降低了中央政府的负担,并的确可以在最短时间内集合各地方和部门力量有效地应对影响全局的局部危机和薄弱地带。

2月17日,在国际医学领域享有极高声誉的杂志《柳叶刀》(The Lancet)刊登社论文章《2019年新冠肺炎挑战》(Challenges of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这一简短却态度鲜明的评论指出了不负责任的谣言是如何渲染恐慌氛围并干扰医务人员的努力的,同时它还直截了当地肯定了中国政府在控制和消灭疫情时强大的国家动员能力。《柳叶刀》说,“大量的病例正在测试中国的卫生系统。然而,中国能够在几天内为受影响的病人建造一所医院。没有其他国家能以这样的速度调动资源和人力……”

正如世界卫生组织(WHO)所警告,一场如此规模的瘟疫可能在发达国家因为医疗卫生条件和应急机制的完善而从容应对,但是瘟疫考验的正是那些医疗卫生条件并不完善的脆弱的发展中国家。对于他们来说,应对类似紧急公共危机会更加不容易。在医疗条件匮乏的背景下,整个国家机器可能会成为决定整场战争的关键,因而面临崩溃的压力。

就像汶川大地震震后重建的快速完成那样,如今,尽管新冠肺炎感染人数仍然在上升,每天都有上百人因之而丧命。不过,这同湖北省1月中下旬新冠肺炎病例大爆发时期已显得相当令人鼓舞。各地源源不断的医疗救援队的努力正在看到成果。

国家动员为什么重要?

“对口支援”背后是中央集权体制的强大支撑。“全国一盘棋”,谁都无法置身事外。这并非来自各省区的自我主动认知,而是来自高度集权的中央。

《柳叶刀》显然没有必要为中国政府唱赞歌。事实上,毫无疑问这场瘟疫考验着中共以及整个社会,甚至谣言四起,它一度让所有人不知所措,如同惊弓之鸟。中共的确在疫情应对开始时犯了很多错误,甚至是致命的错误。整个中国官僚系统在新冠肺炎于2019年12月(甚至更早之前)刚刚萌生时所表现出来的不负责任以及在随后的应对阶段中的无能、低效和颟顸昏聩,令人震惊。这都体现了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威权体制国家整个官僚体系在应对突发危机时的不适应。

作为执政党的中共在当下的紧要关头匆匆撤换了湖北省和这次疫情发源地武汉市的最高负责人蒋超良(时任湖北省委书记)和马国强(时任湖北省委副书记兼武汉市委书记),并重新“空降”和“外调”各种力量“帮助”湖北渡过难关,已经“承认”了这一点。

事实上,历史地看,这或许是中国自建立高度中央集权的中央王朝后便一直延续下来的“文化基因”:从来都不缺乏自上而下的权力指令,但地方对中央脆弱的反馈机制从未充分。这种基于权力的指令与反馈塑造了中国特有的中央权威和地方官僚体系,若脱离实际,灾难会成为大概率事件。

然而后续随着更高权力层的介入,它成功地发动了所有人,而不仅仅是19个省市区的防治救援队和医疗救援队,从而让这场战争变成一场“人民战争”。这事实上正是《柳叶刀》所注意到的中国集权体制的正面价值所在。

一个国家和民族在应对突如其来的生存和发展危机时并不完全取决于其体量——人口、资源、财富,因“虚胖”而挨打的经验,中国已经在近现代史上提供了最真实的历史教材。相反在缺乏中央集权权威的时代,不要说应对一场波及数省的洪涝灾难,即便是各自为政的生存和安宁都是困难的。在当下这场如不遏制谁都无法置身之外的公共卫生危机事件中,很难想象一个松散的体制能够统一步调地应对危机。

一些声音称,人类历史上,任何政府都从来没有进行过一场如此规模的组织和动员,可以同时让14亿人几乎处于一种时间暂停的状态下,然后按照既定的步骤一一按照统一标准辨别现实的和潜在的风险,即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然后按照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指示“应收尽收,不落漏网之鱼”采取统一的步骤进行大规模的排查。这是一项惊人的系统工程。你很难想象随着新任武汉市委书记王忠林的一声令下,当地政府通过各种其网格化社区管理和充实后的力量不计任何成本地在3天时间内完成了具体到武汉900多万现有居民每个人的排查、甄别和分类收治,纳入到全国性的联防联控体制中。

除此之外,中共还直接掌控庞大的人力、物力资源。“党指挥一切”意味着对最具有纪律性的军队、外围高度政治化的社会群团组织国家企业、公有制医院甚至还包括宣传机器,当然分布全社会各行各业、各个系统的9,000多万高度组织化的中共党员(每个人都处在一个基层党组织中),都拥有绝对的“指挥权”。

这可以保证中央决策层的最高意志可以无远弗届地准确传达到每个社会细胞,可以在短时间内影响甚至动员起最广泛的社会力量。

(本文原刊载于香港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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