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蝗神信仰的始终:八蜡庙与刘猛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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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于东非的沙漠蝗虫所酿成蝗灾,来势汹汹,亦迅速席卷至南亚的巴基斯坦、印度边界,亦有向中国云南一带推进的趋势。面对汹涌而至的蝗虫大军,古代中国除了以人力积极捕杀,如唐玄宗时中书令姚崇(651─721年)提出“焚瘗灭蝗”(瘗,音亦,掩埋),或“蒸蝗虫而食之”,以及《齐民要术》记载了如何改良土质、以防蝗虫生长的方法,历朝历代,特别是南宋以后的民间社会,更是笃信神灵可以驱蝗,其中又以“八蜡庙”与“刘猛将军”为代表。

清代《古今图书集成》记载,山东省沂州府郯城县(今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在城东二里山上”有八蜡庙(黄色圈起处),今已不存。图为《郯城县志》所附的《郯城县地图》。(微博@闲人雷梓)

八蜡庙的起源

《礼记•郊特牲》有载:“天子大蜡八。伊耆氏(指神农氏,或指尧帝)始为蜡。”蜡,在此处读音为“乍”,“蜡祭”指岁末年终时祭祀百神。东汉经学家郑玄(127─200年)注《礼记》时称:“蜡有八者:先啬一也;司啬二也;农三也,邮表畷四也;猫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昆虫八也。”其中,“先啬”(啬,音“色”)指神农;“司啬”为长管谷物的后稷之神;“农”为田神;“邮表畷”乃管田间庐舍之神;“猫虎”指吃田鼠的猫和吃野猪的虎,皆为防范野生动物之神;“坊”为河川堤防;“水庸”为城隍;最后的“昆虫”,也就是会导致农作物歉收的虫害。

淮北师大历史与社会学院研究者凌富亚、李琼指出,“八蜡”是指八种与农事相关的神祇的总称,如上所述,这八种神祇分工明确,分别承担开辟道路、保护禾苗、坚固提防、抗旱排涝和驱除虫鼠的职责。所以在中国自汉代至宋代,八蜡被长期视为农业生产的综合保护神,享官方祭祀。明朝建立后,八蜡庙被从官府祀典中废除,尽管清初在关外有稍稍恢复八蜡之祭,但于乾隆十年(1745)还是“诏罢蜡祭”,从祀典之神降为民间信仰,祭祀规格也一落千丈,不过由于其信仰历史悠久,种植百谷的地区可能都还保有八蜡庙,依旧在民间广为传播。可见,八蜡庙起初不仅仅只有驱除蝗虫的单一功能,且明清方志中的八蜡庙不排除很多是历代修葺先秦以来八蜡庙的遗存,但已故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陈正祥认为:“八蜡庙原为祭祀农作物害虫的综合神庙,后来演变为专门祭祀蝗虫的庙。

从抗元大将到镇压农民起义的将领

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章义和表示,到了南宋末年,传统的蝗灾巫禳出现重大变化,也就是从祭天转向祭祀被神化的历史人物,民众将南宋初年在江淮一带大破入侵的金兵之宋朝大将刘锜(1098年-1162年)形象,附会上景定六年(1265)蔓延至江淮地区的蝗灾,祈求“刘将军显灵”,驱逐由“敌境”南侵的蝗虫,将宋金战争、宋元战争中的民族意识与驱除蝗灾(外患)相结合,于是出现了“刘猛将军”。

到了清代,朝廷为了消减汉人借民间祭祀维持反清意识,“刘猛将军”从抗金的刘锜,被改换成元末征讨反抗元朝统治、江淮农民起义军的江淮指挥使刘承忠。清雍正二年(1724),雍正帝敕江西等省建立刘猛将军庙;到了乾隆年间增修《大清会典》时,将刘猛将军列为“驱蝗正神”,神主就是刘承忠,道光十五年(1835)又“奉檄饬办”(敕命建庙)。自咸丰七年(1857)起,朝廷屡次加封刘猛将军,至光绪十二年(1886),刘猛将军的封号全称为“保康普佑显应灵惠襄济栩化灵孚刘猛将军”,祀礼规格已与护国神、“关圣大帝”(三国时代关羽,?─220年)相同。

祭蝗庙宇的空间分布

陈正祥在《中国文化地理》一书中称:“中国蝗灾的分布,以黄河下游为最多,尤其是河北、山东、河南三省。华北以南,蝗灾渐少,到了东南沿海,几乎完全没有,故福建、台湾、广东、广西四省找不到一个八蜡庙或刘猛将军庙。”不过,陈正祥也提到华南地区的一个特例─云南:“云南省虽在南方,但因为是一个高原,该高原中部的湿度和雨量,和东南各省不同,而和太湖流域相似,所以,蝗灾发生的也较普遍。”由此可知,中国的蝗神庙分布数量是由黄淮平原向南方依次递减,到岭南则完全绝迹。位处华中地区的江西,属于中国南北交界地带,历史研究者孔蔚查找56部江西旧府县志后发现,清代刘猛将军庙在江西有23座,分布在22个府县、遍及全省,但分布趋势却是赣北多于赣南,与全中国分布情形类似。

虽然清代因官方积极倡导,各地祭蝗庙宇林立,但民众并未把治理蝗灾的希望全部寄托在神明显灵身上。清人在归纳整理对蝗灾的治理后,先后编纂出了《捕蝗考》、《捕蝗集要》、《捕蝗必览》等一系列治蝗专着,并将理论化为实践,在皖北地区捕杀蝗虫的记载亦随处可见,如光绪年间的《宿州志》载:“(乾隆)十一年(1746)秋,大蝗。(县令)下令捕得蝗者易粟倍,于是捕蝗者众,蝗不为害。”与唐代将蝗灾视为“天人感应”不同,清代民众多可积极补蝗以减少农业损失,对蝗虫的畏惧、与崇奉刘猛将军的信仰,也就随之淡化。到了近代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在冀中根据地,如阜平(今河北省保定市阜平县)、深县(今河北省衡水市深州市),以及晋冀鲁豫边区的太行军区更是动员群众进行“打蝗运动”,并发米一百石奖励捕蝗的乡民。治蝗与破除迷信并举,中国人民也就此走出千百年来恐蝗、畏蝗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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