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与第五个现代化】中国战“疫” 一场危机与大考

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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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如其来的疫情,数千人的死亡,汹涌而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是一起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也是对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第五个现代化)的一次大考。面对这场病毒肆虐的危机,人们不禁会问:过去的17年时间里,中国应对突如其来的重大疫情有了哪些切实的进步?还存在哪些亟待修补的短板甚至盲区?中国又该从还处于拉锯战中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反思什么?

多维CN第55期和多维TW第52期围绕今次肺炎疫情推出系列文章,以期尽可能透过这场影响深远的疫情,来系统反思中国当前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习近平说,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鉴于此 ,如何总结与反思这场肺炎疫情,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为系列文章第一篇。

如果从2019年12月8日发现第一例病患算起,这场以湖北武汉为中心蔓延开来的新冠肺炎(NCP)已经两月有余。疫情中的各项指针数据发生了显著变化,中央到地方积极防控做到“整体可控”,民间层面也由初始阶段的“社会恐慌”逐渐平静下来。当然,对于疫情的防控,仍须持审慎态度,不可掉以轻心,这场战“疫”还没有结束。

“拐点”是否已到,是人们现下最为关心的。从数据看,连日来武汉以及湖北新增确诊迅速收窄,非湖北的全国新增确诊数连续下降,多地新增确诊比例个位数甚至部分省已经出现了零增长,累计治愈人数持续大幅超过累计死亡人数,全国治愈人数加速上升,连续多日新增治愈出院人数超过新增确诊病例……这些都表明,整个疫情朝着向好的方向发展。

要对整体疫情态势有科学的认知。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在疫情扩散中早就出现了三个交叉点,是非常重要的信号。第一,从2月5日起疑似病例与确诊病例出现了交叉。第二,2月1日起全国累计康复病例已经超过累计死亡病例,并且,剪刀差越来越大。即使将湖北情况单独计算,自2月5日起治愈病例也开始超过死亡病例,并且持续扩大。第三,2月8日,新增解除医学观察者人数首次超过新增接受医学观察者,而且是一上一下形成的黄金十字交叉。

原本,人们对“拐点”的认知就存在分歧。比如说数学的拐点,是增量的顶,而常识的拐点,是存量本身的顶,也就是增量归零的点。前者更有预见性,但常识更直观易感。以此比照,实际上意味着增量的顶大概率已经过了。而存量方面要看三个指标:尚处于医学观察病例、待排查疑似病例数和入院治疗病例。这些全部大幅降低,应可以说,最坏的阶段已经过去。至于官方目前对“拐点”不松口,这是一种谨慎的科学态度。

如同以往病毒对欧洲、对非洲、对美国的侵袭一样,这一次,发生在了中国,并以中部城市武汉为中心扩散开来。面对这场病毒肆虐的危机,身处旋涡中的中国民众的记忆被拉回到17年前的那场非典(SARS)之战。因为几乎相同的病毒,几乎相同的疫情,几乎相同的时间,几乎相同的大城市,几乎相同的抢购与恐慌。

被迫在家隔离的人们似乎也有足够理由发出连串质问、表达愤怒,因为疫情发生的前期,确实有太多令人困惑的地方,有关部门迟滞的应对也让民意如决堤的潮水一样涌来。问题在不断暴露,但改变也在同步发生着,以1月20日作为分水岭,当抗疫主导权从地方升级中央,不管是信息公开透明还是举国之力应对,疫情防控的变化尤为明显。习近平说,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是对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第五个现代化)的一次大考。

现在这场“大考”还在进行中,当愤怒的潮水退去,各方迫切地需要冷静思考今次新冠肺炎对于中国的意义,对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如何走向现代化的意义。因为自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第五个现代化”至今,还从来没有一次事件如此全面地检验中国的治理体系,也从来没有一次事件如此系统地考验官员的治理能力。疫情最终会过去,但对于诸多“问题”的反思,对于体系与能力的思考,才刚刚开始。

公共卫生防疫体系之殇

面对这场肺炎疫情,体系层面首先需要反思——公共卫生防疫体系。这就如同防洪大堤,必须按500年一遇的洪水标准来建,否则一旦真有了大洪水,就是数以千万计民众的生死问题。

因为17年前的非典曾暴露出防疫体系严峻的短板,中国在公共卫生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制定了一套包括事故发生时的应对流程、组织专业人手、资源与装备的后勤补给、相应的行政措施、领导决策、司法支持等在内的防疫机制,以防类似疫情再次发生。这一次武汉肺炎疫情发生后,在短短一个月左右就确定了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并证实是一种全新的冠状病毒,的确是很大的进步,也获得了世界卫生组织(WHO)乃至医学领域的广泛赞誉;非典之后,中国开始筹建生物安全领域的顶级实验室P4实验室,并最终于2015年1月宣布建成;同样也是在非典之后,中国传染病监控系统也于2004年得以重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简称中疾控,CDC)建立了一套网络直报系统,“横向到边、纵向到底”,横向覆盖全国,纵向“到乡镇卫生院的计算器里都可以看到这个网络系统”。

然而,当武汉肺炎疫情袭来,原本设计好的一切在严重迟滞的执行力面前似乎都失灵了。就比如说网络直报系统,虽然保证了全国疾控中心人员的信息共享,但居然始终未能解决监控信息及时发布的问题。根据《传染病防治法》,传染病爆发、流行时,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向社会公布传染病疫情信息。言外之意,隶属于卫健委的疾控中心只负责监控,本身并没有发布信息的实权,更没有如何应对的决策权。

有评论认为,十几年前制定的《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宏观指导有余,细节规范不足,加上预案的实操性和时效性没有迭代升级,特别是没有充分考虑到交通网络辐射性、季节/节庆高发易感性、地域人群流动特殊性、区域公共资源平衡性、社会动员力量主体性等诸多需要应对的复杂因素和时代变量,才导致本次疫情来袭时,虽有预案,虽有演练,效果却不尽如人意。

中疾控流行病首席科学家曾光在接受内地媒体采访时坦言,中国疾控系统只有“干活的权力”,可以收集和分析数据,但不是决策机构,在卫健委系统中的地位也绝对是弱的,疾控情况只有政府授权你去谈,才能谈。疾控中心主要做的还是一个技术性的工作,对防疫工作只有建议权,没有决策权。

中疾控前副主任杨功焕也透露,中国东北在二十世纪一十年代爆发鼠疫,由北京协和医院创办者、中国检疫防疫事业创始人伍连德全权负责处置,他不只是个技术人员,他有行政权。现在中国这个做法确实是很难,指挥的卫生系统官员可能不太懂,疾控系统人员又没有行政权,所以这中间涉及体制改革非常关键的问题。专家可以发表看法,但不能替代政府发布。鉴于今次的教训,杨功焕建议将防疫应急职能纳入疾控行政部门,让专业人员增加话语权,以改变目前外行指挥内行的局面。

不管是已有应急系统失灵,还是“外行领导内行”,以新冠肺炎作为血淋淋的教训,暴露出了中国公共卫生体系存在着明显“硬伤”。要知道,武汉防疫应对不力的问题不是湖北独有,公共卫生与传染病防治领域是中国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落后领域,甚至是盲点。从SARS到新冠肺炎,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短板始终没有很好补上,整个公共卫生系统在人员、技术、设备各方面都远远落后,这才是导致缺乏防控大疫能力的根本性原因。必须要问的是,当又一次危机再来时,公共卫生防疫系统究竟有没有一套独立的治理体系。

“要针对这次疫情应对中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健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处理急难险重任务能力。这次疫情暴露出我们在城市公共环境治理方面还存在短板死角,要进行彻底排查整治,补齐公共卫生短板。”这是习近平在疫情发生后一再强调的,也应该成为疫情过后公共卫生防疫体系的总基调。立足当下,突如其来的疫情确实给中国造成不可估量的巨大损失,但从长远看,如果能痛定思痛,以此次疫情为教训,大力加强公共卫生、传染病防治领域供给侧的全面改革,解决这一领域的方向性问题、系统性问题以及基础性问题,也不失为一次系统改革的契机。

如果说治理体系层面的考验相对集中地聚焦于公共卫生防疫体系上,那么治理能力层面的检验,幅度则更大。从地方政府“维稳压倒一切”的惯性思维,到积重难返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从基层“硬核防疫”走向极端化的简单粗暴,到湖北红十字会在物资调配时的混乱与种种黑洞,再到媒体角色从缺位到一拥而上的亢奋,诸多“乱象”背后,无一不是治理能力出了问题。

1月20日晚,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在与中央电视台《新闻1+1》的直播联机中,首次证实了新型冠状病毒存在人传人现象,并称已经有14名医务人员在护理患者的过程中被感染。这样的“证实”,与武汉市卫健委此前一直对外公布的“目前肺炎疫情尚未发现明确人传人”说辞形成激烈对撞,也成了后续民怨沸腾的起点。

肺炎疫情恰逢中国传统春节,各地被迫推迟复工复产。(AP)

而随着越来越多论文的公开发表,人们的愤怒也随之水涨船高。因为包括中疾控主任高福、副主任冯子健在内的一众医学专家,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柳叶刀》等国际权威医学期刊联合发表的研究论文明确指出,湖北武汉肺炎或早于2019年12月已出现人传人情况。很多人心头的疑惑是:既然相关部门都知晓情况的严重性,为何不尽可能早地对外公布疫情的真实情况?既然相关机构的人员都参与了论文撰写却让实情引而不发,究竟是一己私利作祟还是出于维稳的考虑?

人们至今无法得知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这场与时间的赛跑从一开始就落后了。因为在钟南山确认人传人之前,肺炎病毒已经以武汉为中心,藉由飞机、高铁、火车、汽车、游轮等交通网传导开来,在中国各个角落潜滋暗长了50天。加之恰逢年关,民众根本没有意识到,一场改变无数家庭和个人命运的瘟疫已经到来。

这期间,也有人试图发出预警,却被地方政府基于维稳的考虑扣上了“造谣者”的帽子。2019年12月30日,包括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李文亮在内的8名医生在微信同学群中,提醒大家“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SARS”,近期尽量不要前往。2020年元旦,武汉警方微博“平安武汉”发布消息,称“8名散布谣言者被依法查处”。官微称,武汉市部分医疗机构发现接诊了多例肺炎病例,市卫健委就此发布了情况通报,但一些网民在未经核实的情况下,在网络上发布、转发不实信息,造成不良社会后果。公安机关已传唤了8名违法人员,并依法进行了处理。

随着疫情的急速扩大,“平安武汉”删除了该条微博,民间为8名“造谣者”正名和平反的呼声则不断涌现,李文亮也被人们称为难得的敢说真话的“吹哨人”,钟南山稍后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也含泪称其为“英雄”。1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官方微博率先为8名“造谣者”平反。文章称,“如果机械地理解适用法律的确可以认定,鉴于新冠肺炎不是SARS,说武汉出现了SARS,属于编造不实信息,且该信息造成了社会秩序的混乱,符合法律规定的编造并传播虚假信息的行为,给予其行政处罚甚至刑事处罚,有其正当性。但是,事实证明尽管新冠肺炎并不是SARS,但信息发布者发布的内容并非完全捏造。如果社会公众当时听信了这个‘谣言’,并基于对SARS的恐慌而采取了佩戴口罩、严格消毒、避免再去野生动物市场等措施,这对我们今天更好地防控新冠肺炎,可能是一件幸事。”

人们积压的愤怒终于在2月7日爆发。因为就在7日凌晨,“造谣者”李文亮因染上了新冠肺炎,经抢救无效去世。一时间舆情汹涌而至,悲伤夹杂着愤怒、控诉,倒逼公权力放低姿态倾听民心、民意。终于,中国国家监察委做出决定,派调查组赴武汉“就群众反映的涉及李文亮医生的有关问题作全面调查”。

虽然调查已经展开,但仍然有必要从源头检视,地方政府尤其是公安系统深入骨髓的“维稳”意识在重大疫情面前还要压倒了一切。那些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仍然在困扰一些官员,而原教旨社会主义对专政的滥用和对秩序的片面追求,又随着政治向传统回归不当强化了某些官僚的专制情愫。一出事,想到的不是问题本身,而是最大限度剔除杂音。面对不明原因肺炎,最先应该做的,不是训诫“造谣者”,而是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搞清楚病毒来源及传播途径,并在第一时间发出必要的社会预警。不妨听听民间的呼吁:能不能给有真才实学的专家和技术人员,在合适的场合渠道公布他们的发现的机会,而不要因为他们的判断是负面的而一棒子打死?在爆出负面消息的时候,能不能安排一定的专家进行甄别,而不要一味封杀负面消息,打击提出问题的人?

2月3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特别提到“科学防治”的重要性,因为疫情防控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科学地防、科学地控、科学地治、科学地管。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必须相信科学、依靠科学,运用科学力量战胜疫病。以此次肺炎作为教训,地方治理过程中“维稳压倒一切”甚至压倒了科学的做法,必须彻底反思。基于此,监察委派驻武汉的调查组也不能只调查“造谣”事件本身,而是需要对整个事件前前后后每个环节进行细致的调查,找出问题的症结,不留死角地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积重难返

从前期预警严重迟滞到后续疫情防控的混乱,湖北省与武汉市地方政府各个环节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不仅成了民怨沸腾的另一催化剂,而且也让地方官员治理能力的不足与短板暴露无遗。

1月26日晚,湖北省政府召开疫情防控的首场新闻发布会,在武汉封城、全国恐慌蔓延的关头,这原本应该是一场稳定人心,给民众以信心的发布会,结果却因错漏百出适得其反,被网友戏称为“大型车祸现场”、“教科书级的发布会”。不仅在戴口罩的问题上闹出笑话,坐在左侧的湖北省政府秘书长别必雄露着鼻孔、中间的湖北省长王晓东干脆未戴口罩、右侧的武汉市长周先旺上下前后口罩戴反,而且在回答防护服和医用口罩生产数量提问时,省长王晓东出现两次口误,第一次是数量错了,第二次是单位错了;在回答武汉医用物资是否充足的问题时,省长和市长的口径更是南辕北辙,省长说“医用防护服、口罩等防护物资仍然特别紧张”,市长周先旺则说“防护服紧缺问题已得到全面缓解”。

此后,类似的荒腔走板、手足无措不断发生。1月27日,武汉市长周先旺接受央视面对面专访,一方面坦言“既有(信息)披露不及时的一面,也有我们利用很多有效信息来完善我们的工作不到位的一面”,另一方面却推脱责任称,“作为地方政府,我获得这个信息以后,授权以后,我才能披露,所以这一点在当时很多不理解。”

1月30日,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召开新闻发布会,时任省委书记、省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指挥长蒋超良回答记者提问,当央视记者问到协和医院医疗物资紧缺的问题时,蒋超良却自顾自念着提前预备好的稿子,答非所问,让一众在场记者大跌眼镜。

除了湖北及武汉主政者面对镜头时的糟糕表现外,当地政府在整个疫情应对和处置过程中,尤其是武汉封城之后各项应急处置措施的出台落实和后勤保障,可以说疏漏频频,以至于处处被动。

在最为紧要的医疗物资方面,甚至出现了颇似“魔幻现实主义”的场景:一面是一线医务人员的紧急求援无果,被逼无奈要么在前线没有防护地“裸奔”,要么用塑料袋临时“自制”防护服和口罩,一面却是湖北和武汉官方口口声声的“物资充足”以及对于海外救援物资一刀切地拒绝。而当湖北红十字会的黑洞一层层被撕开,人们好像终于找到了急需救援物资为何难以抵达一线的“罪魁祸首”,加之红十字会这个机构过往的不良记录被各方自媒体充分调动起来,“新仇”加“旧恨”,愤怒随即达到顶点。这种混乱情况,直到中央强力介入后,总体情势才得以改观。

需要承认,面对这样突如其来且带有很大不确定性的重大疫情,放在任何国家或中国的任何一座城市都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让民众满意。尤其是武汉采取“封城”措施,无疑是一个艰难的决定,放在其他国家可能无法做到,各层级官员必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武汉市民的牺牲和付出更是不必多言。用周先旺市长的说法,“一个超千万人口的城市,采取封城,他们有的说在人类史上没有,在人类的城市发展史上没有。”

可艰难归艰难,人们还是有着朴素的期待,那就是如果在疫情发生后,少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用公开透明的信息来化解民众恐慌及遏制干扰防疫抗疫的各类谣言,付出的代价可能不至于像今天这样惨烈。

“那些文件能救人吗?”2月7日,武汉一家医院一天内有三拨人员到场“念文件”传达有关防疫抗疫工作的精神,以致负责急救的医院主任率领一线医生离场并如是发问。此外,重复繁琐的填表任务、空洞鼓劲的动员会、停不下来的“迎检大战”、作秀留痕晒表扬等,这些重在刷存在感的行为,消耗了基层干部大量时间、精力,耽误了迫在眉睫、争分夺秒的抗疫工作,引发群众不满。人命关天,文件救不了人,动员会也救不了人,湖北一众官员反复说的“内疚、愧疚、自责”,在民众的巨大牺牲面前同样显得苍白无力。

2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专题研究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出对失职渎职的,要依纪依法惩处。2月6日上午,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出现在武汉市疫情全面排查动员部署会上表示,杜绝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战时状态决不能当逃兵,否则就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同一天,湖北省纪委机关、省委组织部发出通知,要求大力整治疫情防控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重点整治的问题包括“说假话、报假情”、“热衷于刷标语、喊口号、做表态”、“向上级和公众报喜不报忧”、“消极应对、漠视人命”等。

17年前非典肆虐时,临危受命的王岐山曾说“军中无戏言”。说得好!所谓“一将无能、拖累三军”,前线指挥的一句口误、一次疏漏,不仅会挫伤一线工作人员共同抗疫的信念,对于民众的信心更会造成成千上万倍的损耗,政府公信力的折损更是不可估量。习近平在讲话中也提到,“越是兵临城下,指挥越不能乱,调度越要统一。要让基层干部把更多精力投入到疫情防控第一线,而不是以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方式来给基层增加负担、消耗基层干部的抗疫精力。”

今次抗疫过程中,医护人员无疑是最辛苦的群体。

2月13日,湖北及武汉多名主政官员被更换调整:上海市长应勇任湖北省委书记;济南市委书记王忠林任湖北省委副书记、武汉市市委书记。此前,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书记张晋被免,由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新任湖北省委常委王贺胜兼任,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任疫情防控中央指导组副组长。可喜的是,随着湖北官场地震告一段落,危重疫情区的防控工作也逐步从杂乱走向有序。

“硬核”基层治理背后的软肋

虽然肺炎疫情在去年12月就已经出现,钟南山在1月20日首次公开证实“存在人传人”,可一直到1月26日,也就是农历正月初二,疫情的严重性和防疫的紧迫性,才从一线城市传导至广大县城和农村,而且传导几乎是一夜之间发生。

因为此前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习近平再次就新冠肺炎疫情发表讲话,其中特别谈到了农村防疫的重要性。也是在这次会议上,决定成立由李克强牵头的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

随着“中央精神”传导至每个村落,一场声势浩大的“硬核”防疫旋即开场。各个村落拉起了“话糙理不糙”的横幅,警告村民严防死守抗击肺炎;很多村落响应号召进行交通管制,非本地村民禁止入内;也有一些地方利用已经过时的大喇叭广而告之,将人们的记忆拉回到了上世纪;而利用高科技比如无人机的定向喊话,则成了与大喇叭遥相呼应的存在。总归一句话,基层的这些“硬核”手段,很乡土、很中国,在短期内的确也很管用。

但管用之外,这样的“硬核”防疫也很快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比如横幅和标语除了善意的提醒,亦不乏恫吓、威胁甚至是诅咒,如“今天沾一口野味,明天地府相会”、“带病回乡、不孝儿郎,传染爹娘,丧尽天良”,“今年上门、明年上坟”等。为阻断病毒传播,不少地方的交通管制层层加码,沦为简单粗暴的封路、堵路,瘫痪公共交通,有的地方用大货车、挖掘机等大型车辆堵路,有的地方故意把道路挖断或运来渣土堵路,有的地方砌墙或搬来大石头作为路障,有的地方甚至安排专人手持红缨枪坐在路中央劝返外来车辆和行人,严重影响居民的日常生活。更有甚者,一些基层人员以防疫之名为所欲为,将防疫运动化、极端化,比如湖北孝感一家三口在家打麻将被粗暴打砸,江西丰城一名教师因为在空旷无人的小区跑步没戴口罩结果被强制隔离14天,还挨了单位处分,还有视频拍到西安一小区的防疫人员以疫情期间不能遛狗为理由,将业主带下楼的宠物狗“杖毙”。凡此种种突破道德底线的做法,让人不由联想到文革时期的“红卫兵”。

在重大疫情面前,农村作为最广大也是最薄弱的防疫环节,非常时期运用非常手段可以理解,但这样的简单粗暴切实暴露出当前中国基层治理的“软肋”,一些基层管理者的治理能力也显露无遗。可能在一些基层管理者看来,这样的“大动作”一方面能给上面交代,一方面也算是对下负责,殊不知这样的做法已然偏离了治理的现代化轨道,走向了极端。

尤其当这样的基层治理软肋暴露在湖北这一核心“战场”,招致的不良后果更不容低估。比如武汉之外的市县,均不同程度出现救治不力、物资调配混乱情况,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怎么经禁得起耽搁?一个极端的例子便是湖北黄冈“一问三不知”而被火线免职的卫健委主任唐志红,在危机关头,连最基本的床位数和病患数都搞不清楚,如何能让当地民众放心、安心,这样的“庸者”、“劣者”又是如何被提拔上来的?

政治学博士、中共中央党校副教授强舸就此评论道,唐志红的提拔反映出一些地方干部工作中存在另一个导向有问题的非正式惯例,即“某某副处都干了十几年了,也该给解决正处了”,于是就找了卫健委主任这个岗位给她解决。而且“卫健委常被视为不太重要的部门,可以用来安排干部。安排的干部即使能力不足,平常也不会出什么问题,但在重大突发事件面前,将帅无能,就很容易拖累三军了”。

以肺炎疫情作为一面镜子,既照出了中国强大的动员力,一声令下后可以深入到每个乡镇和村落,同时也照出了基层官员治理能力存在的问题。而这,也是“第五个现代化”的真正难点所在。因为中国广大农村说到底还是人情社会,法治意识淡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基层官员治理的难度。

湖北红十字会的黑洞

每次灾难的关头,红十字会这一中国政府领导下的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救助团体,都会不出意外地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成为众人口诛笔伐的对象,这次武汉肺炎期间更是演变为一场全民“扒皮运动”。

人们有充分理由表达愤怒和不满,因为作为官方指定的唯一物资捐赠“统一归口”,湖北红十字会不管是接收环节,还是分发环节都存在巨大漏洞,而且面对质疑时的傲慢、官僚做派,更是助燃了人们的怒火。愤怒过后,人们也在追问:从汶川地震到郭美美风波,每次都说要“彻底整改”,为什么至今还是“扶不起的阿斗”?当武汉肺炎疫情这股潮水过去,“底裤”已被冲走只能裸泳的湖北红十字会,真的能重整旗鼓吗?

一次的失误可能是偶发,或是个别人的问题,可是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反倒积重难返,可能就是系统性和结构性的问题。面对争议,有武汉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在接受内地媒体采访时坦言,“红十字会的职能是接受社会的捐赠,但是没有权力去决定物资的发放和分配。在物资发放这块,不会说我们想给谁就给谁,所有的分配由卫健委和防控指挥部来决定。确实我们和卫健委、疾控中心、医院之间存在协调的问题,这个衔接协调不通畅,每到一个环节都有很多关卡,在灾情发生面前,这是不正常的。”

同样“不正常的”,还有在重大疫情面前红十字会的一家独大,大到不能倒。1月27日,时任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称:“我们强调所有捐赠物资一定要通过红十字会”,“统一归口,避免在现在疫情防治的过程中由于混乱,被某些人或者有一些人来钻空子。”而在一番“扒皮”后,武汉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应急保障组又发布消息呼吁,尽量通过红十字会统筹实现捐赠,以免绕开红十字会定向捐赠后,增加医院查验负担,带来安全风险,对绕开红十字会直接向有关单位捐赠的防护用品,凡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将依法处理。

其实在红十字会之外,数量庞大的社会组织也是一股被低估甚至忽略的力量,比如在这次疫情中,韩红基金会、饭圈女孩救援团等都表现不俗。在物资调配运输方面,官方“统一归口”的初衷是便于管理和保证效率,如果考虑到红十字会的人力和能力,就应该充分灵活发挥社会各界的作用,将物资运输等工作委托给专业物流公司或组织,也不至于出现大量物资囤积在仓库而一线医务人员赤膊上阵的情况。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贾西津在接受内地媒体采访时评论道,“不论是慈善法还是一级响应相关预案规定,政府限制慈善组织主体,是没有权力依据的。同时,限制接收主体还会带来很多副作用,比如导致更少的人行动、出现物资堆积、降低运行效率,很可能无法保证达到预期效果。”此外,从效果上讲,政府物资调配与社会力量参与的作用完全不同。政府作用是集中、聚焦,解决重点问题,而社会组织多元,有发散的信息渠道,可以关注政府指挥部关注不到的角落。两者不能相互替代,不是资源总量的问题,而是机制特点功用不同。

湖北红十字会被围攻之后,很多人开始追问中国社会组织在过去几年的式微,隐含的逻辑是:如果没有当局对非政府组织(NGO)的打压,今天在危机关头也不至于只能靠一家劣迹斑斑的红十字会这样的“猪队友”。这样的归因心理和“恨铁不成钢”可以理解,但这不是一个“摁下葫芦浮起瓢”的问题,也不能因为红十字会今天的无能就全然否认NGO自身的问题。换言之,红十字会作为政府组织有自身治理能力的问题,而NGO组织亦有更多复杂问题的存在,一股脑将此前中共对于非政府组织的管理视为“打压”,也是以偏概全。

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民间组织虽然在此次疫情中贡献了不少物力,但真正能用于一线救援的合格物资少之又少,最终反而成了某种负担,好心办了坏事。再将时间线拉长,2008年汶川地震加速了公益机构、各种援助项目的井喷式增长,但“量变”却并未带来真正意义上的“质变”,灾后一年,无组织的志愿行动基本结束,以组织形式坚持下来的公益行为也大面积退潮。反倒是政府的救助与灾后重建高效并高速,创造了世界救灾史及灾后重建历史的奇迹。

我们反思今次的肺炎疫情,尤其是中国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与缺失,不是要打倒红十字会代表的政府组织,也不是借此机会给非政府组织“鸣冤”与“正名”,而是应该以此为契机,认真思考“国家—社会”的权力关系,才是走向现代化的起点。而红十字会的黑洞与非政府组织的潜力,则更为直接且有力地发出了警醒:中国社会治理距离真正的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舆论管控 关键在怎么管怎么控

“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当李文亮去世的消息传来时,他生前接受内地媒体采访时说的这句话,成了最能引发公众共鸣的表达。

虽然有李文亮等吹哨者,但大量医护人员还是被感染,也有不少人不幸离世。(新华社)

李文亮去世后,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方方在一篇文章中借“医生朋友”之口反复追问:大家也知道“人可传人”,却没有人大声说出来,因为不准说,不准说就不说吗?所有人都知道的事实,所有人都不说出,难道不也是问题?医院的领导为什么不准说?他们不准说,难道我们就不说?

在民间舆论场,有着更直接且充满悲情的表达:我们都在承受媒体“死亡”的代价!不得不说,在1月20日之前,湖北本地媒体乃至国家级媒体是真的“死亡”了,因为无一例外都在沿着官方统一口径报导,比如8名造谣者被依法处理,武汉官方的“可防可控”、“不存在人传人”。明明疫情已经发酵,媒体还在报导有关部门的“团拜会”,还有四万余个家庭参与的那场热闹喧腾的“万家宴”……

但以1月20日作为转折点,媒体仿佛一夜之间“复活”,不管是国家级媒体还是地方媒体,也不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再加上数量庞大的自媒体,以及自带麦克风的普罗大众。面对这场重大肺炎疫情,各方或多或少带着恐慌、愤怒和不满情绪,被充分动员起来,舆论场一时间沸反盈天,也是随着这一波“开闸”,各类“怀疑论”、“阴谋论”什么都来了。

在舆论场从来都有两个平行空间,民众会归罪于严格的管控,因为言论管控才让他们接收到的信息是“一个声音说话”、“报喜不报忧”、“粉饰太平”,然而这个“声音”又往往弱不禁风,在被“揭露”之后显得很无力;而作为主政一方,心心念念担心“一放就乱”,然而全媒体时代,人人都手握着麦克风,当“一个声音说话”的“美好”被戳穿,各种消息便会被轻易当作“真理”到处扩散、传播,而很多人又在不清楚事实的情况下成为谣言的放大器,到最后越担心什么就越来什么。

舆论管控不是问题,问题是如何适度地“放”,如何有效地“收”,这里面就存在一个“度”的问题,这也恰恰考验着宣传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真实水平。坦白说,这个“度”并不好掌握,何况背后还有数量庞大官员的“心魔”作祟。原本,政府信息公开是建立透明政府、阳光政府的实践之一。重大疫情关头,第一时间发布权威信息并广而告之,不仅是避免公众恐慌的有力举措,更是建立和考验政府公信力和透明度的关键节点。可是在一贯“心魔”的作祟下,舆论阵地一开始就丢了,而且丢得很彻底。尤其在互联网时代的今天,有人还试图用“删帖”、“封号”等老一套来紧急公关,将民众看作是“不明真相的群众”,把民众自然而然的恐慌看作是一种干扰抗疫的阻力,更是愚蠢透顶。至于湖北官方媒体在危难关头呼吁替武汉市长“暖暖心”,则是另一种低级红。危难关头需要的只是一种最单纯的责任感,不需要任何扭捏的浪漫主义姿态。

如果说疫情是一场跟时间赛跑的硬仗,防控是第一战场,舆论就是第二战场。在特殊时期,多数人是非理性的,随着各路信息披露越来越多,那些不对称的信息就容易引发情绪误导,这种情绪误判会直接导致全民心理极度紧张和焦虑,甚至引发恐慌,进而会进一步影响防控疫情的工作推进速度。

从这个层面看,习近平在2月3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到要“加强网络媒体的管控”,是有其必要性的。只是这里的“加强管控”,绝不该被简单粗暴地理解为一刀切,一关了之,一禁了之,否则还是跳不出“一放就乱、一乱就收”的死循环。

疫情加速中国之变

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今次的肺炎疫情也是如此。一方面,这场公共卫生危机确实暴露了中国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的诸多问题,以上提到的几个方面之外还有很多细微之处,但另一方面,当各种中阻梗破除之后,当各方权责捋顺之后,中国制度的优势和面对疫情时显现的强大动员力,比如参照“小汤山模式”火速建立的雷神山、火神山医院,以及后续追加的方舱医院等,还有全国一盘棋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也让人们有了终将战胜疫情的信心与决心。

参照“小汤山模式”建立的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再次展现了中国强大的动员力。(新华社)

更欣慰的是,在重大危机过程中,决策者能很快找准节奏,全国一盘棋。一个重要的时间点是2月12日,这不仅是防控中各项指针数据出现积极变化的节点,而且这一天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明确提出“紧要关头,实事求是尤为重要”、(要)“分区分级精准防控”,而后的2月17日中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进一步就此出台了指导意见——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两条战线均不容有失,低风险地区防控过度则贻误战机,高风险地区防控失位则前功尽弃。

这其实就是治理能力的要求和挑战。特殊时期,施策难言精准。严格防控帽子一戴,复工复产缓上一缓,外地来人拒之门外,一些过度防控行为看起来是落实任务,实际上是怕负责任,看似有担当,实则乱作为,本质上就是官僚主义。中央直接锅盖揭开,直插要害,是对治理能力的纠偏。也算是在哪里跌倒,就从哪里开始爬起来。

疫情发生以来,世卫组织对于中国的严格防控举措始终给予了肯定与赞赏。该组织总干事谭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表示:“在许多方面,中国实际上正在为疫情应对制定新的标准。”而该组织突发卫生事件规划执行主任迈克尔•瑞安博士(Dr Michael J. Ryan)则称,世卫组织在中国实地工作团队的主要优先任务,首先是学习和了解“新中国历史上最为重大的公共卫生应对措施之一”。虽然1月31日世卫组织宣布中国本次新冠肺炎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PHEIC),但发言人也坦言:WHO对中国控制疫情的能力十分有信心,也相信中国有能力尽早控制疫情。WHO委员会充分认可中国方面的努力以及信息的透明程度。

此外,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4日在瑞士日内瓦亦表示,中国人民为尽量减轻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负面影响,实施严格的防控措施,以牺牲正常生活的方式为全人类做出了贡献。

世卫组织和联合国对中国的肯定并非没有缘由,因为从最初的封城决定到“不漏一户、不漏一人”的拉网式排查,从解决几千万人日常的吃喝用度再到整个国家按下暂停键,做到这些并不容易。历史上发生了那么多次瘟疫,还没有哪个国家像今天的中国这样不惜一切代价、举全国之力抗击疫情。而且必须承认的是,这是一场突如其来且带有极大不确定性的疫情,放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让各方满意,都不可避免会犯错。以“钻石公主”号邮轮为例,日本面对的只是三千余游客,尚且捉襟见肘饱受诟病,何况中国面对的可是14亿人。

重大疫情面前,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漫漫人类发展史本就是人类与瘟疫的斗争史。从十四世纪那场导致欧洲超过三分之一人口死亡的黑死病,到1918年那场造成四千万人死亡、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可怕的全球性H1N1甲型流感疫潮,再到近些年由野生动物引发的鼠疫、中东呼吸综合征、埃博拉、非典等疫情,病毒宿命般地每隔一段时间就侵袭一次人类,疯狂肆虐一番后又戛然离去。这次肺炎疫情发生在中国,发生在武汉,下一次会发生在哪里没有人会知道。如果经历过这么多次瘟疫侵扰,还有人带着意识形态偏见狭隘地认为这次疫情是“中国制造”,那只能说以往历次瘟疫用血淋淋的代价留给人们的全部知识和记忆,只是一场空谈。

对中国来说,这是一场危机,一场大考,但同时也是一个契机。因为全民族冷静下来,是一个国家集体反思的开始。目前来看,不管是治理体系层面还是治理能力层面,都在进行一番刮骨疗毒的改革,问责风暴也在持续,有关部门对于问题的处理与反馈也越来越快速、及时,人们期待的“拐点”在紧张有序的救援之下也会很快到来。抗击疫情这场人民战争过后,中国如何重整旗鼓再出发,习近平在2月初的讲话中已经给出了总的原则,那就是“该坚持的坚持,该完善的完善,该建立的建立,该落实的落实。”而经此一疫,各方更应认识到“第五个现代化”的关键意义和历史作用,它不能停留在纸面上,而是需要全社会都建立这种能力。当社会不同阶层都具备这样的认识后,中国才有可能最终走向更现代的文明。

本文转自《多维CN》055期(2020年03月刊)封面故事栏目《中国战“疫” 第五个现代化大考》。浏览更多月刊文章:【多维CN/TW频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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