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思录:死灰复燃的“东亚病夫“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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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时期的中国因为积贫积弱被西方冠以“东亚病夫”这一屈辱性称谓。(多维记者:马鑫/摄)

美国知名大报《华尔街日报》日前一篇外部专栏评论而爆发“内讧”。

2月22日,由《华尔街日报》北京分社社长发起,53名在华员工“反水”,向该社管理层施压,要求其为20天前刊登的一篇“辱华”文章公开致歉。在此之前,中国外交部已经数度点名批评这家具有影响力的美国报刊,并宣布决定吊销《华尔街日报》三名驻北京记者的记者证,以作为对《华尔街日报》的“惩罚”。然而,身在纽约的《华尔街日报》高层则没有正面回应北京的诉求,只有一名发行人就这篇文章引起的风波表达了遗憾。

这场由一篇评论引发的越演愈烈的新闻大战是由其争议标题开始的。

2月3日,《华尔街日报》专栏文章刊发一篇文章《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该文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学者、巴德学院教授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就新冠病毒爆发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所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认为,中国政府在应对此次的疫情中存在失误,且从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冲击看,相比病毒,中国的金融市场可能比其野生物市场更危险。

坦率讲,这篇专栏文章对中国政府与经济的“指摘”其实无可厚非,即使放在对中国持激进立场的西方舆论场中看,其内容和语气都相当平淡,并不那么刺耳。重要的是这篇既缺乏数据又过于简略的文章被《华尔街日报》编辑团队刻意冠以“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的标题。这才是为其挑起一切麻烦的根源。上述的《华尔街日报》北京分社社长在给管理层的邮件中写道“这是一个错误的标题选择,这是对许多人的深深冒犯,而且不仅仅是在中国。”

包括中国政府在内,为什么人们对“亚洲病夫”这一标题做出如此大的反应?这要从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寻找答案。

一百多年前的1896年,中国晚清,上海英租界的一份英文报纸转载伦敦《学校岁报》的专论,其中有称“夫中国一东方病夫也”。这是中国保存的较早期西方对中国冠以“东亚病夫”称谓的记录。据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杨瑞松在《想象民族耻辱: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东亚病夫”》一文中表述。1986年英文报纸对中国“东亚病夫“的称谓与今天华人对“东亚病夫”的理解中间是经过了演绎。该文考证,英文报纸称中国“Sick Man of the Far East”的背景是中日甲午一战后,西方列强看到了“日本虽小,竟将摇动其根本,催伤其枝叶”,由此“始悉中国虚实”,于是得出中国”病夫”的结论。不仅如此,当时英国《字林西報》的一篇文章将中国、土耳其、波斯和摩洛哥王国并列为当时“天下四病人”。

自此,中国知识分子将其借用,并借以表达对当时暮气沉沉老大中国的不满、愤怒以及充满缠足、吸食鸦片、缺乏尚武精神等落后陋习,其中尤其以维新派代表人物梁启超的论述最著名。包括梁启超、康有为、严复等人将当时的中国形态视为病态,于是在西方“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下,将西方对清政府”病夫“的形容加上”亡国灭种“的警示以激励当朝变法改革。甚至在反省检讨的过程中,认为中国要改变“病夫”的形象,必先从彼时国民“奄奄如病夫,冉冉如弱女,温温如菩萨,戢戢如驯羊”以及“尚文弱,缺乏尚武”的精神面貌改变做起。

事实上,从指向国家贫弱到指向国民素质,“东亚病夫”已经开始带有种族含义。而在中国于1949年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后,“东亚病夫”不再仅仅是陈述中国国弱民穷形象,更是代表了那段不堪的屈辱历史,成为每每刺激国民民族自尊心的敏感词。经过包括李小龙等人影视化的创造,“东亚病夫”更是成为邻国日本等列强加诸在中国人身上的种族歧视性用语。这一认识在当下的中国可谓深入人心。

当然,西方一开始对“Sick Man”一词的政治论述多是形容一个国家国力衰败且欲振乏力的困境。比如杨瑞松即认为,彼时英国舆论界对清政府的“北京执政之臣,若果以除旧弊、布新猷为急务,势虽岌岌,犹未晚也!”的忠告不失为一种善意批评。但随着历史的演变,《华尔街日报》作为一家知名报章不会不了解中国政府和民众对这段屈辱历史的强烈感受,亦不会不了解所谓“东亚病夫“在今天中国人心中的特定含义。但《华尔街日报》以新闻报道与评论相对独立乃至搬出捍卫言论自由拒绝道歉,这恰体现西方中心论支配下的西方”双标“价值观在今天依然故我,从”满先生“到”黄祸“概莫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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