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与第五个现代化】从SARS到新冠肺炎 有些错还在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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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突如其来的疫情,数千人的死亡,汹涌而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是一起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也是对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第五个现代化)的一次大考。面对这场病毒肆虐的危机,人们不禁会问:过去的17年时间里,中国应对突如其来的重大疫情有了哪些切实的进步?还存在哪些亟待修补的短板甚至盲区?中国又该从还处于拉锯战中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反思什么?

多维CN第55期和多维TW第52期围绕今次肺炎疫情推出系列文章,以期尽可能透过这场影响深远的疫情,来系统反思中国当前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习近平说,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鉴于此 ,如何总结与反思这场肺炎疫情,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为系列文章第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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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不会原封不动重演,却总有着惊人的相似。17年前的非典(SARS)最初被称为“广州肺炎”,和2020年的“武汉肺炎”一样,疫情开始的时间点都是上一年的年底;最初引起的关注都有限,主要局限在地方;疫情扩散轨迹也有着诸多相似性。17年过去了,面对重大公共卫生危机,虽然在信息革命和科学技术的助推下应对有了不少进步,但一些曾经犯过的错还继续错著。

三方面须再检讨

可以从三个方面,对这两场颇为相似的疫情进行比较。

第一,新冠肺炎(NCP)疫情的信息公开问题。两次疫情都明显存在信息公开不到位的问题,特别是在疫情初起之时。非典时期,由于存在晚报、瞒报的情况,导致流言扩散,给当时的疫情防治造成很大的影响。当时疫情发源地广东省政府除了禁止媒体报导有关病情,还切断香港电视台的新闻片段,要求媒体不要过度渲染该地区的疫情,以免引起民众恐慌。北京非典爆发期间,时任中国卫生部部长张文康以及时任北京市长孟学农因防疫不力、瞒报疫情而被免职。

武汉市中心医院的眼科医生李文亮,因在微信群发出警示“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SARS”,遭到当地公安部门的训诫。李文亮后因感染新冠肺炎(NCP)病逝。(微博@钛媒体APP)

武汉以及湖北省的官员,并未从非典疫情中汲取经验,在疫情的信息公开上犯下诸多失误甚至重大错误。早在2019年12月1日,武汉市就出现了第一例不明肺炎患者,到了12月中下旬,情况已经比较严重,进入2020年1月后更是出现较大范围的人传人,可武汉以及湖北省的官员非但一直未公开向社会发出预警,反而一再声称“未见明显人传人”,“可防可控”,甚至不当处置8名提醒同行注意防护的医生。时至今日,究竟从2019年12月初出现肺炎病例到2020年1月末展开防控行动,这几十天发生了什么,民众都在等待一个复盘。

第二,疫情防控初始阶段的不力。与17年前非典爆发之初,相关官员应对不力相似的是,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举措上,从武汉市、湖北省相关官员到国家卫生管理部门,起初严重缺乏作为,错过最佳防控时机。期间至少500万人由武汉“迁徙”至各地,其中大多数人未做任何防护措施,直接酿成疫情大爆发并蔓延海外地区。正是因为应对不力,造成民怨四起,2月13日湖北和武汉的一把手均遭撤职。

第三,面对重大疫情,应急保障是另一个关键因素。17年前非典时期,曾出现医疗物资短缺问题,事后中国完善了医疗物资储备制度,但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湖北的医疗物资还是严重供应不足,可见医疗物资储备制度未能有效落到实处。虽然现在情况有了改观,但还是说明非典时期的教训并未转化成今天的优势。

不足之外 也有进步

非典时期,在疫情爆发后的4个多月后,各地才开始陆续采取严格的防控措施。武汉新冠肺炎疫情从爆发到全国性防控,时间大约为50天左右。中央层面成立了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挂帅的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中国所有省份均启动针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最高级别的防控举措,地方各级也成立了相应的疫情防控工作小组。中国对于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获得了国际上的一些认可,世界卫生组织(WHO)对中国采取的措施表示欢迎。英国医学期刊《柳叶刀》(The Lancet)亦称赞中国调动资源的能力,称“没有其他国家能以这样的速度调动资源和人力”。

以信息公开透明应对疫情,避免引发社会恐慌,是非典留下的经验和教训。非典时期,在疫情爆发之后的4个月,才开始建立疫情公开制度,向WHO通报疫情并召开新闻发布会。

此次疫情,跨过疫情初期公开不力的阶段后,武汉市从2020年1月11日开始对疫情每日通报。尤其在1月20日,新冠肺炎被列为法定乙类传染病,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之后,在全国范围内对疫情信息采取一日一报,实时公开的“日报告、零报告”机制,这一时间距离发现疫情大约50天。

应该反思什么?

17年前非典突如其来时,无论是中国政府职能机构,还是公共卫生学者、科学家都缺乏应对的措施与方法。非典事件推动了中国公共卫生预防与应对机制改革与完善,建立了应急机制。非典疫情结束后,中央政府大幅度增加卫生防疫经费投入,在全国建设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特别是增加对农村地区的经费投入。非典的爆发,提高了民众的个人和公共卫生意识,以及对疫情的警觉和自我防范意识。

然而回看针对武汉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中国在非典之后建立的疫情预防和应对机制,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发挥作用。武汉等地方政府以及公共卫生管理部门的滞后反应,耽误了最佳的防控时间节点,从而导致武汉乃至湖北疫情的扩散和失控。尽管这次疫情恰值春节假期人口大幅流动的高峰期,各级政府如果能够及时发出预警并实施科学的卫生防控措施,仍然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全国乃至世界性的疫情扩散。

这之中自然有地方官员能力不足,甚至失职渎职问题,但公共卫生预防与应对机制没能有效运行,仍是其中更为关键的因素。即便经历过惨痛的非典疫情,中国治理体系中似乎并未有应对突发疫情的预案,这也是为什么面对又一次非典重演时进退失据的根本原因。坦率地说,地方官员固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机制上的缺失更为致命。

疫情通报机制在疫情初起时的失效,也是肺炎疫情中另一个应该反思的方面。这一点与前述缺乏应急预案,应对机制没能有效运行的问题息息相关,特别是在官场官僚主义盛行之下,就显得更为突出。疫情信息透明度缺失的问题,加剧了社会的恐慌和舆情的汹涌。最为负面的效果是,政府的公信力一度受损,很多人甚至不愿再相信官方疫情通报,致使谣言流传、舆情混乱,社会恐慌情绪弥漫。

尽管现在随着中国以举国之力抗击疫情,情况已有明显好转,但这个过程中疫情酿成的代价实在太大。如果当初能更好吸取非典教训,建立更为现代的疫情防控体系,绝对不至于带来这么大的伤害。吃一堑,长一智。针对今次新冠肺炎疫情暴露的短板,中央及地方政府应该做足应对类似突发事件的应急准备和预案,提升执政官员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希望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经此次新冠肺炎事件后获得有效提升,莫如17年前的非典疫情教训那样,时间久了一度被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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