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肺炎】北京观察:疫情笼罩之下的大国与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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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说江湖与廊庙,恻恻尽是此胸襟。”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抗战尚未结束,如何复工复产又成为压在中南海案头必须面对的国家大事。查看最新疫情点击【武汉肺炎实时动态】

武汉因为肺炎疫情宣布“封城”整一个月后,北京时间2月23日,中共召开了一场史无前例的17万人大会——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这场由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做主要讲话的电视电话大会,首次覆盖到县和(军)团级以上官员。

2020年2月23日,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七常委全数出席。(新华社)

按照官方的说法,此次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中共而言“是一次危机,也是一次大考。”前者容易理解,后者却是一个复杂的大问题。

所以在2月23日共中央政治局七常委悉数出席的17万中共官员电视电话会议的第二天(2月24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简称国新办)就安排中国国家发改委、工信部以及财政部主要官员一起,召开专门的新闻发布会,回答外界关切的复工复产如何推进、宏观政策如何调节等问题。2月25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也召开全国春季农业生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强调统筹抓好农村疫情防控和春季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农业生产秩序。

“大政府”下的“小民”之怒

众所周知,本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刚爆发之时,因为官方没有足够及时地向公众发出预警,以至于武汉“封城”前“有500万人外流”,直接导致疫情在中国其他省份的输入性扩散。加之此后湖北官员的不知所措、当地红十字会的对捐赠物资分配的无序失当,以及以李文亮为代表的医生前期(2020年元旦前夕)疫情“预警”被官方判定为“谣言”后的事实反转,这一切让中国民间对政府的不满情绪空前爆发。

作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中共是奉行“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中国政府掌控着从企业到文化等方方面面的事情,被称为万能型政府。比如2015年A股市场崩盘,中国国有资本大举进入股市,这种情景在西方几乎不可能实现。中国政府既然是全球“大政府”的代表,那么它不仅有西方政府没有的全局掌控力,在问题出现时,也自然而然成为问题的唯一承担者。

加之非政府组织(NGO)未能有很好的发展环境,所以在中国,民间自助系统近乎为零,民众对政府有着极高的期望,理所当然的认为政府应该去解决一切问题。就此这次肺炎疫情,需要承认各级官员——比如湖北,在疫情的防控指挥过程中出现了各种不足甚至愚蠢的问题。也需要承认,新病毒的出现让这场疫情防控非常的复杂和困难。官方要在信息不确定、不完整时做出重大决策。无论决策是早还是晚、是温和还是激进,都存在风险。

但是很少参与政治的中国民众,并不愿意去“理解”政府决策中面临的不确定性与复杂性,也不打算包容目前这种不理想的结果。病毒与死亡带来的压抑与官员失责与经济停摆带来的愤怒结合在一起,让民众只是要求政府承担责任。对官员的无能与无德的怒骂,对基层管理手段落后甚至弄虚作假的不满,在武汉乃至湖北省范围内沸反盈天,直接引发整个中国民间舆论场的共鸣。

2019年10月1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举行“建国70周年阅兵仪式”。 (新华社)

无论是中央政府直接拿过指挥棒的“全国一盘棋”还是“国家动员”下其他省份对湖北的对口支援,还是湖北政坛多次临阵换将(甚至包括省委书记和省会城市武汉市委书记换人),均是是中国中央政府的一种应对举措。这就是数千年高度集权的中央王朝历史留下的“大国”与“小民”的政治和文化基因。它是中国政治运转的一种独特特征,对政府而言某种时候也是一种枷锁。

即便在香港这样一个由西方殖民了一个半世纪的华人社会,动辄上街游行的市民对港府的期待和想法也没无什么本质改变。上至政治体制,下至口罩厕纸,香港市民希望政府能给他们所有满意的答案。

体制之错还是政策之错?

雪上加霜的是,在国内民间舆论抱怨不断的同时,一直对中共持反对立场的西方政客和媒体,开始借此次疫情批评中共的政治体制。在他们的口中,因为中共政治体制的问题,才导致了疫情的爆发和泛滥。甚至还有西方媒体刊出“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辱华文章标题。可见,想要借疫情行政治或者意识形态甚至民族歧视之事的力量不是没有,它切实存在且可能长期存在。

不管西方国家接承认受与否,一直为西方所批评的中国举国体制,在这次的疫情防控过程中确实发挥了它独特的作用——中国中央政府利用自己对地方整理的强力控制能力,让这一场防控战役全面启动、并将指令覆盖到其官僚体系的每一个毛细血管——基层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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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近日意大利、伊朗和韩国等国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人数的陡然增高已经证明,这场疫情的发展和政治体制实在是没什么关系,它的防控效果如何,更多和一个国家或地区建立了怎样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有关。这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初期的失控,不仅因为湖北地方官员的瞒报和无能,正如2月23习近平在17万人的电视电话会议上所称,“在这次应对疫情中,暴露出我国在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等方面存在的明显短板。

武汉肺炎疫情发展过程中,中国大陆的卫生应急系统成为舆论猛烈批评的目标之一。要知道,早在2003年SARS疫情之后,中国政府就花重金在疾控系统打造了“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2017年11月新华社曾在报道中将这套系统称为“全球最大”。按照规定,一旦出现不明原因的疾病,在完成化验后,地方疾控中心需要在四小时内向中央汇报。与此同时,中国卫健委(原卫计委)办公室对外称,已经牵头建立起20多个部门参与的应对突发急性传染病疫情联防联控工作机制。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发生与发展已经证明,中国这套网络直报系统以及中国卫健委的联防联控,并没有有效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为什么?问题在哪里?这不仅需要湖北武汉等地政府的官员们去反思,也需要整个中国的卫生管理系统去反思。

“一管就死,一放就乱 ”的挑战

中国政府体现出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应该予以肯定,但其中诸多中观及微观的治理方式亟待革新,亦是需要承认的客观事实。一直以来,在分析中国政府面对的经济及社会管制悖论时有个说法——“一管就死,一放就乱”。

在这场与肺炎疫情的对抗战中,中国政府同样面对如此的困境:把疫情防控放在第一位强力防控,会使得整个社会经济被冻结停摆,经济损失惨重;放松管控促进复工,让经济社会秩序恢复正常,疫情很可能很快反扑。

目前对中国政府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平衡好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所以就如本文开头所称,在中国各省疫情感染人数增加值大幅下降且多地出现零增长之后,中南海的会议紧锣密鼓:2月23日的政治局七常委一起出席的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2月24中国国新办的复工复产如何推进介绍会,2月25日全国春季农业生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2020年2月16日,中国铁路定制务工人员返程专列从贵阳北站开出,近300名贵州籍务工人员乘车前往杭州市。(新华网)

但是就在身在中南海的中共高层们宛若走钢丝般地忙于平衡宏观调整政策时,在四川和江西分别出现民众聚集消费的视频,对于已经在家“绷”了一多个月的中国民众来说,急于找到任何能证明疫情已经“过去了”的证据,来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甚至出现了评论其他疫情严重国家“不会抄作业”这种洋洋自得的声音。显然,中国民间的这种放松很可能让官方之前的努力付之一炬。所以人们会看到地方政府一边要鼓励劳动力走出家门复工复产,一边要对上述聚集现象“连夜喊停”。

2019年9月,美国暴发了最严重的一次流感,近1,900万人感染,18万人住院,1万人死亡,纪录片《流行病:如何预防流感大爆发》随之诞生并在2020年1月22日开始播放。片中有一句话令人印象深刻:“靠大众自己不能抵抗流行病,医生不能,政府也不能。只有三者通力合作,才能击败它。”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今天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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