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与第五个现代化】疫情之下 湖北红十字会被卸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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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如其来的疫情,数千人的死亡,汹涌而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是一起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也是对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第五个现代化)的一次大考。面对这场病毒肆虐的危机,人们不禁会问:过去的17年时间里,中国应对突如其来的重大疫情有了哪些切实的进步?还存在哪些亟待修补的短板甚至盲区?中国又该从还处于拉锯战中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反思什么?

多维CN第55期和多维TW第52期围绕今次肺炎疫情推出系列文章,以期尽可能透过这场影响深远的疫情,来系统反思中国当前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习近平说,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鉴于此,如何总结与反思这场肺炎疫情,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为系列文章第六篇《湖北红十字会被卸妆》。

第一篇:中国战“疫” 第五个现代化大考

第二篇:大疫之下的中国“国家动员”

第三篇:一场公共卫生危机下的真相与中国医疗资源现实困境

第四篇:一场瘟疫一场舆情一场愤怒 当中共遭遇乌合之众

第五篇:从非典到新冠肺炎 有些错还在犯

第六篇:湖北红十字会被卸妆

中国红十字会虽然是国际红十字运动的成员,但是也属于中国国务院领导,在中国民众眼中其具有官方色彩。图为2019年9月2日,中国红十字会第十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在开幕式上致辞。(新华社)

北京时间2月26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网站公布消息,截至2020年2月25日17时,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机关和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共接受用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社会捐赠款物138885.83万元。其中,接受资金108098.49万元,物资价值30787.34万元。“所接受的捐赠资金和物资按照疫情防控需要及捐赠方意愿安排使用。”

武汉新冠肺炎(NCP)疫情肆虐,官员的慵懒无能、官场行政审批程序的低效繁琐、中国疫情防治体系的迟钝等均被曝光在民众的炯炯目光之下。而武汉市红十字会更以一种打破常规逻辑的魔幻形式,证明自己在这场疫情中的存在。

九年前的2011年,“郭美美炫富事件”曾让中国红十字会的声誉和公信力一落千丈。当年6月,郭美美在其实名认证为“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新浪微博中多次炫耀“住大别墅,开玛莎拉蒂”等,引发公众对中国红十字会所获善款流向的质疑。后经知情人士证实以及郭美美本人承认,郭美美所炫耀的昂贵名车名包等财富,主要来源于中红博爱前董事王军的私人赠与。受此事件影响,中国红十字会信誉受到质疑。当年8月,中国各地红十字会收到的慈善捐款锐减。有报导称,郭美美事件甚至加剧北京市“血荒”,导致无偿献血人数降低。中国其他官方慈善机构亦受到影响。郭美美因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于2019年7月13日刑满释放。

2015年9月,审判庭上的郭美美。(人民网)

如今一场疫情大考,从分配捐赠物资不公到捐赠物品积压,甚至官员涉嫌和地方民营医疗机构勾结存在利益输送等,在疫情和舆情双重冲击之下,中国红十字会只能享受太平、困难之时无能无德的尴尬已经无处遁形。

武汉疫情下的当地红十字会

首先引发质疑的是红十字会分配捐赠物资不公。武汉市红十字会公布的1月29日“物资使用情况分布”显示,总共发放口罩24.5万个,流向抗疫一线医院的武汉协和医院仅3,000只,而主营妇产科的民营医院武汉仁爱医院获拨1.5万个N95口罩。更让中国民众敏感的是,武汉仁爱医院不仅属于早已臭名昭著的民营莆田系医院。

莆田系,特指中国大陆的一个民营医药体系,是福建莆田民营医疗从业者的总称。其资本和主要人员背景主要来自福建省莆田市东庄镇。2016年4月至5月震惊中国的“魏则西事件”,揭露了莆田系医院通过和军队医院合作骗医敛财的不堪现实,此后莆田系医院在中国的声誉直跌。此番在公众看来非常不公平的口罩分配结果,很难让人不联想到各种黑幕。

就是这样名誉扫地的民间医疗机构,湖北红十字基金会居然和其“7年间至少合作7次”,比如2012年11月成立的“湖北省红十字仁爱救助基金,2016年1月的“拯救子宫计划”。

2015年5月5日,中国红十字会第十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图为受表彰的全国红十字会系统先进集体代表上台领奖。(新华社)

其次是捐赠物品积压。1月30日,武汉市红十字会披露截至1月28日24时,累计收到社会捐款39,871.687万元人民币,已拨付疫情指挥部5,391.46万元。这意味着当时武汉市红十字会收到善款近4亿元,却滞留3亿多元没有发挥作用。

一个巨大反差是,包括武汉协和医院在内的武汉当地收治肺炎病人的一线医院,却在通过多种渠道向外界告急:口罩,酒精以及防护服等物品短缺甚至没有!舆情汹涌之下,有网民通过红十字会的年度决算和预算,推算出2018年武汉市红十字会人员年平均经费27.47万元,人均工资福利23.28万元。是同年武汉市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的三倍。而其2019年的人均工资福利增至27.98万元,折合每人每月足足2.3万元。

如此高薪低能,怎能不成众矢之的?虽然湖北乃至武汉的红十字会自我辩解,称具体物资分配和调配已交给卫健委和湖北省疫情防控指挥部,与己无关,但是该说法随即遭到湖北省疫情防控指挥部否认。指挥部工作人员1月31日对媒体表示,疫情指挥部并不负责统一分配,只审核和批准三家定点机构的分配方案,也未曾修改或驳回湖北省红十字会上报的分配方案。同时,该名工作人员所在的社会捐赠组并未收到此前湖北省红十字会披露的捐赠物质使用情况表中关于仁爱医院、天佑医院的口罩分配报告,他说具体分配情况“要问红十字会”。

此时再回顾1月27日武汉市委书前记马国强所称“我们强调所有捐赠物资一定要通过红十字会”,“避免在现在疫情防疫防治的这个过程中由于混乱,被某些人或者有一些人来钻空子”的话,充满了讽刺意味。因为在外界看来,借机钻空子的恰恰是红十字会及其利益相关方。

被免职前,接受中国央视主连线采访时任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央视视频截图)

民意汹汹之下,湖北省红十字会2月1日公开承认物资分配确实存在问题,对此“深感痛心、自责和内疚”。又将捐给仁爱医院的口罩型号从N95改为据称不适合一线医院的KN95,但此举已经难以消除公众的怀疑。

毕竟,当号称以“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精神,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维护人的尊严,促进人类和平进步事业为宗旨”的中国红十字会,反转成为此次肺炎疫情致命的“肠梗阻”,一切解释和借口都显得苍白无力。

中国红十字会历次“事故”

其实不仅在此番的武汉疫情中的不良表现招致舆论批评,多年来,中国红十字会及其各地分支,总是被各种“丑闻”缠身。

2004年8月19日,中国红十字总会将投资1亿多元人民币建立的北京郊区一处备灾仓库,以90万元每年的低价(市场价450万元)出租给一家民营公司被媒体曝光。要知道,这间仓库建成后,当时的中国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副会长赵白鸽曾称要将其“发展成为整个中亚地区的备灾救灾枢纽”。同样是赵白鸽,在违规出租被曝光后,向媒体辩称“要挣钱养活员工”。

这种借口,对于享受政府财政拨款、可以三公消费、按照公务员标准发放职员工资的中国红十字会来说,实在牵强。更何况,时任红十字会党组书记王海京在2010年玉树地震后,面对媒体质问是否如外界传闻所称的每笔捐款都要抽取6%的管理费时,亲口承认中国红十字会要根据项目大小,收取多则6.5%、少则1%至2%的抽成。如此,对于每年过手以亿为单位计数的筹款机构,中国红十字会需要违规甚至违法操作才能养活员工?

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期间,中国红十字会不仅出现赈灾物资在仓库存放太久发霉变质,还一不小心自我曝光了“万元帐篷”事件。当时中国红十字会职员对中央电视台表示需一千多万元买一千顶帐篷,被舆论关注并质疑为何帐篷要贵到一万元一顶?进而引发善款被贪污的民间忧虑。红十字会最后澄清帐篷平均价是1,200元一顶,却拒绝公布帐篷型号。

而在前文提及的“郭美美炫富事件”发生的2011年,不仅成为中国公益慈善的问责年,中国红十字会更是接连被曝光了多起负面事件,持续引发信任危机。

当年4月15日,新浪微博流传出一张付款单位为“上海市卢湾区红十字会”的餐饮发票照片,金额高达9,859元。经官方调查,该发票内容无误。因为违反“三公”支出要求,上海市卢湾区红十字会仅被处以补缴多出部分金额的惩罚。

同年6月,中国审计署审计发现中国红十字会多笔资金存在问题:不仅超标采购420万元,还虚假列支抽检费、新闻稿发布服务费等。7月22日,云南省昆明市红十字会原常务副会长阮姮贪污案发,阮姮利用职务之便多次公费到酒店消费、娱乐、购买高档日用品,并辩称“是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

更让人气愤的是2011年的苏田田事件。福建龙岩19岁女孩苏田田,因为子宫内膜间质肉瘤晚期而命悬一线。当年6月15日媒体报导后,各界人士通过红十字会捐款5万元人民币,但当地红十字会居然借口“县里换届,卫生局长没有到位,无人签字”而拒发善款。直到苏田田辞世后第35天才通知其父母去签字领款。

改革与思考

目前而言,湖北乃至武汉的红十字会物资分配问题已经得到部分解决:中国红十字总会工作组赶赴武汉;能力不足被网民揭发和莆田系有利益勾结的湖北省红十字会3名官员被免职或警告;江苏、四川、北京、青海等省份红十字会纷纷驰援,也终于有民营医疗集团代替武汉市红十字会负责捐赠物资的入库与分配。

长期以来,中国红十字会各种弊端的根源一直没有解决,关于改革红十字会的呼声也一直不断。

查阅之下可以发现,中国红十字会不是没有改革。早在2018年12月3日,中国国务院就印发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改革方案》,要求中国红十字会要进行包括优化机构设置,完善理事会、常务理事会制度,增设监事会;加强公信力建设、推进公开透明等改革。

此后,中国各省市红十字会也推进了相应的改革方案。2019年6月,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召开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湖北省红十字会改革方案》,方案提及五方面17条改革措施,基本与红十字总会改革方案一致,其中包括“打造具有公信力的专业化人道公益服务平台”。

在这次武汉肺炎疫情中,愤怒的人们再一次呼吁红十字会彻底整顿和重组,然而不如多追问一遍:为何改革整顿不断的红十字会,至今仍然是“扶不起的阿斗”?红十字会真的一家独大到“不能倒”吗?

首先,中国的红十字会是“类政府机关”,财务上由财政拨款,专职人员属于事业单位编制,职员参照公务员待遇。这种由政府掌管的现实,不仅让红十字会的管理者底色完全是官员,职员入职也更多是看中“旱涝保收”。

其次,以红十字会为主要构成的中国慈善机构,依然没有足够的法理监管和由第三方核数的独立审查模式。一边是缺乏监管,一边又是近乎垄断性质的每年巨量资金流动,贪腐和违规的出现就不足为奇。

如此背景之下,无监督无竞争的中国红十字会长期有恃无恐,早已异化为民众痛恨的“官老爷”,又何谈改革,怎能改革?

与此同时,中国“大政府、小社会”的现实,让各种社会力量被严重弱化和低估,以至于此番新冠肺炎疫情一爆发,官方只能依靠红十字会去接管各种慈善捐赠,而在红十字会接连爆出无能无德之后,竟无其他民间机构可以接替。最终我们看到,不仅物资滞留、分配不公,甚至还存在病人投医无门、外地支援医疗队得不到妥善安置等匪夷所思的乱象。

中国红十字会,真的该醒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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