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源疫情 中国疾控体系能做的可以更多

撰写:
最后更新日期:
撰写:
最后更新日期:

中国中央政府2月24日召开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这次会议以视频的形式,与会者覆盖全国县级以上行政单位。连日来,中国湖北省外的新冠肺炎人数持续下降,在疫情控制的关键时刻,这场全国规模的工作会议强调了两个事实,前期疫情防控工作成效显现,但局势依旧严峻,考验还在持续。此外,经济发展任务也越来越紧迫。疫情前线的人群在艰难求生,而其他人也在不同程度上被这场危机波及。

中国的近邻,韩国的感染人数也在上升。图为2020年2月24日,穿着防护服喷雾消毒剂的工人在韩国富平市的市场上预防冠状病毒。(AP)

令人担忧的事实是,中国境外多国的新冠肺炎感染数量持续攀升,25日,中国境外上报的新冠肺炎新增病例数首次超过中国境内的新增病例数,韩国、日本、意大利和伊朗等国的情况最为突出。尽管早前世卫组织称尚未构成全球大流行,但疫情大爆发带来的冲击已然传导到了比想象更远的地方。

疫情爆发已有月余,近日中国大陆媒体《财新》推出题为《新冠病毒基因测序溯源:警报是何时拉响的》的报道引发了极大舆论关切,关键在于,该文通过大量详实的采访和论文资料梳理出病毒首次发现再到引起大众警惕的整个过程。大众的视线直指一个问题,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纰漏,最终酿成这场大祸,只有直接的责任方浮出水面,疫情爆发以来积累的怨气才能找到出口,但比之于公众情绪简单粗暴的疏解,反思疫情的爆发对中国整个治理体系提出了什么样的考验或许更有意义。

从各方的溯源来看,疫情爆发背后很难有一个清晰的、可供接受全盘指责的目标。12月底武汉多个医院将肺炎病例上报卫健委和疾控系统以来,国家卫健委先后派遣三批专家组赴武汉调查情况,其中一名专家组成员近日匿名接受中国大陆媒体《财经》采访时直接披露,专家组未在第一时间得出病毒可以“人传人”的结论主要是因为湖北省一级卫健委瞒报,无法得知关键信息使得他们未能在关键时候做出重要判断,从而迟滞了这场疫情阻击战。支持他的说法的一个事实是,湖北省卫健委的主官因疫情防控不力后续被免职处理。

武汉市长周先旺1月27日接受央视新闻采访时的说法,普遍认为将锅甩给了上级,他称,作为地方政府,上报消息以后要获得授权才能对外界披露。至于上报的具体时间、具体内容则语焉不详。在外界看来,即便各方所言在他们各自的立场代表了一定的实情,但观感上的确像是一出你来我往的“甩锅大戏”。

从一线医护人员、相关检测机构、武汉卫健委、武汉市乃至湖北省的行政单位、到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再到疾控中心,与这场疫情有关的各方近日来频频曝光在舆论场上,这也从侧面说明一个问题,疫情上报的机制太过繁杂,专业机构受制于行政机构。

钟南山27日在广州市政府新闻办举办的广州医科大学疫情防控专场新闻通气会上明确提到一点,疾控中心(CDC)的地位没有得到充分重视,要一级一级上报。

新冠肺炎12月31日就已经明确,1月3日已经分离出来病毒毒株,1月7日提交联合国,但依旧没有对中国国内发布。

疾控中心上报之后,如何处置,则由地方政府做决定,而行政官僚们需要考虑的东西就太多了。查找相关论文可以发现,对于疾病预防控制事业中存在的问题,早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前就有许多讨论。

就疾控中心而言,其职能边界模糊不清、工作中越位和缺位同时存在。此外,长期以来对疾控事业的投入还十分不够,更重要的是,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的碎片化管理问题。

美国公共卫生专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张作风近日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本次疫情从发生到现在,公共卫生专家、流行病学家在话语权上还比较弱。

中国疾控中心没有决策权和批准程序,因而会造成控制传染病暴发的整个决策过程的延迟。虽然美国人口是中国的五分之一,但美国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数量是中国疾控中心的7倍。美国CDC每年疾控经费是120亿美元,约合840亿人民币。

2月以来,针对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的指责越来越多,甚至许多人将疫情大爆发完全归咎于他,支持高福的人则认为,疾控体系并不掌握实权,高福本人前期在病源确定上做了很多工作,不应当背黑锅。

以美国为例,新发传染病的决策主要是由卫生与公共服务部(HHS)和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做出,疾控中心和联邦紧急管理机构有标准的详细要求和程序需要遵循。本次肺炎疫情爆发之初,信息不流畅很大程度上需要为疫情前期防控不力负责任。

正如钟南山指出的那样,疾控中心话语权的缺失也是真正需要反思的地方。如果疾控中心有权限发布预警,那么几千名医护人员感染的情况或许可以避免。

在1月20日钟南山首次对外界披露新冠病毒具有“人传人”特点之后,中国举国体制开始逐步启动来对抗疫情,中央政府从全国调集资源、派遣军队赴武汉救援。也是在这样的强力举措下,历经一个多月,感染人数逐渐下降,展现出初步控制的势头。然而即便如此,处于疫情中心的武汉市,初期大量人群涌入各大医院,医疗资源被严重挤兑,还有很多感染者因缺少床位许多轻症患者转为重症甚至死亡,武汉市的死亡率也远远高于其他地方,直到火神山、雷神山和方舱医院建立病死率才慢慢下降。

这是中央政府以“不惜一切代价”的态度驰援武汉换来的结果,也是情况发展到几近失控地步的必要之举,但回过头来看,若每一次面对突发传染病都要动用到举国体制才能稳定局势,那么必定可以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找到原因,这次疫情或许可以试改变和反思的重要契机。

「版权声明:本文版权归多维新闻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X
X
请使用下列任何一种浏览器浏览以达至最佳的用户体验:Google Chrome、Mozilla Firefox、Internet Explorer、Microsoft Edge 或Safari。为避免使用网页时发生问题,请确保你的网页浏览器已更新至最新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