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港需要解放思想 正确认识两种“斗争”

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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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召开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聚焦于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把“一国两制”定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重要制度内容,就未来治港工作未来应该“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进行了详细描述。但遗憾的是,这份在政策上体现中央对之前治港工作反思与未来治港方向调整的文件并未在香港获得太多重视,更少有人认识到,这次中央治港体系及相关主要治港官员的调整,正是四中报告的治港精神体现。

四中对未来中央治港工作的规划,一言以蔽之就是“积极一国两制”。多维新闻过去一年中一再强调,香港修例风波的发生,一个重要原因是1997年之后中央长期被动的、消极的、区隔的治港思维。例如“井水不犯河水”的提法背后,就是“只讲团结、不知斗争”的意识。即使有的时候治港系统意识到要“斗争”,但是却采用了错误的斗争方式,瞄准了错误的斗争对象。这种情况是过去多年的常态,从占中到修例风波中更是一再体现。

对于中央治港工作中的“斗争”话题,本文将从三个层面去阐述。

首先澄清,港人不需要一谈到“斗争”就谈虎色变。中共以及本文所谈“斗争”,已然不是毛泽东时代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斗争是有边界的,今天习近平所提的"伟大斗争",是哲学意义上的斗争,是克服社会发展挑战的斗争,而不是阶级斗争、政治斗争,更不是斗死人的斗争;今天的斗争,更直接的含义是奋斗——是靠奋斗去解决问题,而不是用攻击去制造问题;今天的斗争不是革命年代疾风骤雨式的武装斗争,也不是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而是遵循社会发展规律,在民主和法治轨道上,在维护正常社会秩序前提下的“奋斗与治理”。

正如多维新闻在《别再片面宣扬“斗争”》《请官僚阶层不要异化习近平本意》《解析习近平“斗争论”》等文章所解读,习近平对“伟大斗争”的界定,本质上仍然是基于他对今天中国可能面临“灰犀牛”、“黑天鹅”的担忧。例如,目前中国正在进行的抗击新冠肺炎的疫情,就是一个超出预期的“灰犀牛”风险。同理,同时兼具“灰犀牛”、“黑天鹅”属性的修例风波,也是需要治港系统官员去直面的风险。而这些风险,是要靠“斗争”去解决的。

因此,本文以及中共所谈到“斗争”,核心含义是奋斗,所针对的对象是“风险”和已经过时僵化的治理思维,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利益结构,而非像文革那样,对某个特定的阶级或者个体进行“批斗”。

第二,无论是毛泽东时代中共喜欢提的“斗争”,还是现代政治语境中的“治理”,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确定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在治港工作上,破坏“一国两制”的敌人究竟是谁?这是中央重新确定斗争方向的关键。

过去一年甚至多年的事实证明,损害“一国两制”,破坏中央与港人关系的敌人有两个,一个是港独和外部势力,这是可见的、正面的敌人;二是藏在很多治港系统官员脑子中的,长期以来存在的被动、消极、区隔的治港思维,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政治与经济利益结构。这是看不见的敌人,但带来的挑战更为艰巨。

先谈第一个斗争对象——港独和外部势力。从“城邦论”开始,“民族党”、“本土派”、“自决派”不断在香港社会活跃。中国政府需要面对一个现实,即主张香港完全脱离中国的法律制度和国家体系,实现“独立”思潮在香港社会仍然有市场。

修例风波过程证明,“港独”对暴力违法行为有较高的宽容度,甚至是其鼓动者、组织者和参与者。同时在外部,相比6年前的“占中”,来自香港之外的“外部力量”已经不再隐身幕后,而是毫不掩饰的开始在香港问题上站队,发声,甚至直接参与其中。尽管香港社会一再有声音对此质疑,但是正如北京不应该将所有问题一股脑推给外部势力一样,香港社会也不应否认外部势力的存在。无论是香港在历史上的殖民地地位,当下的国际港现实,港岛自由开放的族群融合以及今天中国所处的外部局势,都注定有不止一股的外部力量,更准确说是来自西方的外部力量,深度参与到了此次事件中,外部力量的影响绝对不能低估。

基于此,面对港独和外部势力,中国政府就不能继续抱着1997年后“井水不犯河水”的态度,而是应该重新审视该问题。

再谈第二个斗争对象——长期存在治港系统官员脑海中的治港思维和由此而形成的既得政治与经济利益结构,这也是香港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中的最重要构成部分。

什么是“被动的、消极的、区隔的治港思维”?多维新闻曾在《中共治港策:“一国两制”从消极到积极》等一系列文章中曾有过详细阐述,简单而言,就是中央治港机构和主要官员一直以来缺乏主动接触香港社会、特别是作为香港人口主体的泛民的主动性。“密切联系群众”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统战精髓在治港工作中荒腔走调;同时在去殖民化问题上,中国政府一直没有深刻认知,将“井水不犯河水”的范围从“制度”泛化到一切殖民地元素,包括价值观与历史认知,一些具体治港部门更是在在不自觉中巩固了这种结构,成为问题本身的一部分。

这种“落后”的治理思维有其时代性,在回归早期也许适用,但是在今天已然无法适应第五个现代化之要求。对于这种思维的改变与斗争,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不换脑子就换人”的方法。夏宝龙和骆惠宁的走马上任也证明中央认识到旧有治港思维已不适用的现实。而夏、骆二人的上任也给香港人带来了积极印象和期待,期待他们能将四中全会擘画“第五个现代化”春风化雨浸入到治港方针中。

第三个问题,该寄望于中央采取怎样的斗争方式去解决香港问题?对象的不同,决定了斗争方式的不同。尤其是近年来惨痛的治港经验告诉北京,曾经眼高手低的斗争方式和粗暴的斗争手法已经不适用于今天香港。

最后,在谈到斗争时,我们希望中央治港官员更不应该“念错经,悟错意”。对待港独和外部势力,当然应该更加强硬的用“秋风扫落叶”的强力手段去进行打击;对于陈旧的治港思维,也要用敦促他们“解放思想”,甚至更加强势的用中央权威去换人换脑;但是对于基于香港广泛民意的政治诉求,甚至多数的坚持一国两制原则的泛民,要用更加团结的方式联合,去倾听他们的诉求,而非一味打压,让矛盾继续扩大。

九七年之前,各方给香港人和香港社会设计了一个“一国两制”的蓝图并成功落地,但是很快,历史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随后的治港工作中,对很多存在于“一国两制”框架内的矛盾、问题、分歧避而不谈,不去碰触,导致出现了如今的局面。十九届四中全会中有关“一国两制”的论述,是中央治港在方针政策层面对过去多年的拨乱反正,这次港澳系统人事调整则是四中精神在治理体系的体现,接下来如何将四中定义的治港理念落地,尤为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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