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与第五个现代化】被动战疫 鸵鸟心态是港府治理的心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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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如其来的疫情,数千人的死亡,汹涌而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是一起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也是对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第五个现代化)的一次大考。面对这场病毒肆虐的危机,人们不禁会问:过去的17年时间里,中国应对突如其来的重大疫情有了哪些切实的进步?还存在哪些亟待修补的短板甚至盲区?中国又该从还处于拉锯战中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反思什么?

多维CN第55期和多维TW第52期围绕今次肺炎疫情推出系列文章,以期尽可能透过这场影响深远的疫情,来系统反思中国当前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习近平说,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鉴于此 ,如何总结与反思这场肺炎疫情,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为系列文章第十二篇。

疫情爆发后,香港市民抢购口罩。(AP)

第一篇:中国战“疫” 第五个现代化大考

第二篇:大疫之下的中国“国家动员”

第三篇:一场公共卫生危机下的真相与中国医疗资源现实困境

第四篇:一场舆情一场愤怒 当中共遭遇乌合之众

第五篇:从非典到新冠肺炎 有些错还在犯

第六篇:湖北红十字会被卸妆

第七篇:武汉肺炎下的中国农村“硬核防疫”战

第八篇:基层治理是中国“第五个现代化”的软肋

第九篇:武汉肺炎疫情突袭 中国经济意外闯关

第十篇:是时候给一线医务人员该有的尊重和地位了

第十一篇:野味打开的潘多拉魔盒

香港真惨!折腾了7个月的修例风波,随着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所引发的肺炎疫情来袭,一度悄无声息地画上休止符。示威者暂时卸下那件扬言“揽炒”的伪勇外衣,只留下屡遭重挫的香港经济苦苦苟延残息,但香港人并没有如梦初醒,摆脱不了“鸵鸟心态”的特区政府也显得无计可施。截至目前,中国乃至其他国家新冠肺炎(NCP)新增确诊个案已呈下降态势,专家预计疫情有望在4月结束。然而,深陷意识形态认知迷障而浑浑噩噩将近一整年的香港,仍在作茧自缚,真的很惨!

“香港真惨!”这四个字,大概也是香港人抗疫期间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或许是对2003年夺去299条人命的非典(SARS)疫情心有余悸,或许是仍然被反修例风波所挑起的焦虑和恐惧主导着情绪,当2019年12月31日媒体报导武汉出现“不明肺炎”,香港社会就开始陷入“人人自危”的恐慌,四处抢购口罩及消毒用品。不消一个星期,疫情尚未来袭,口罩供应却已相当紧缺,直到1月23日香港确诊首宗病例,口罩售价已是洛阳纸贵。那些早就囤积了一定数量的“先知”,在紧张中总透着点“我就说吧”的神气;而那些“后知后觉”的民众,眼见特区政府面对极度扭曲的口罩市场仍然无动于衷,只能无奈加入购买口罩的排队大军并承受被炒高10倍的“天价”口罩,无奈发出“香港真惨”的感慨,燃起“港人自保”的意识。

农历新年假期过后,香港每日新增一两宗确诊病例,并出现本地感染的苗头。专家随即呼吁减少“社交接触”,大部分企业也实行“在家工作”。至于普罗大众,一方面被带动着在“医护罢工”的政治炒作中支持“全面封关”,另一方面又担心“全面封关”会切断日常物资供应,所以抢完了口罩就抢大米、抢杯面、抢纸巾,可谓歇斯底里、草木皆兵。奇怪的是,平日大排长龙、聘有不少带乡音服务员的餐厅如今已门可罗雀,而那些声称反对修例的“黄店”,仍然食客如云。随着确诊病例因家庭聚餐而猛增,直到2月中旬全港已有50例,其中近八成是本地传染个案,可见港人的“恐慌”并没有明显加剧。

这种选择性的“怕”和带偏见的“敌”,在“邻避效应”的催化下,成功被新兴本土政治团体煽动成一场又一场“反隔离中心”和“反指定诊所”的小型抗议。而偃旗息鼓近一个月的激进示威者趁机“吃豆腐”,再度扬起“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旗帜,令堵路、纵火及警民冲突等乱象再现。所以说,香港真惨,惨在深陷意识形态的认知迷障、逐渐失去理性和包容而不自知。更惨的是,特区政府似乎还没从修例风波中汲取教训,既未能善用SARS疫情后建立的机制尽可能防控疫情,也未能打破“小政府,大市场”的信条迷思,积极管理物资供应以稳定民情,尤其未能在谣言四起、民心虚怯的舆论场中紧握话语权!

港府在施政上需要更加积极有为,而不是机械的恪守“小政府”理念。(AFP)

备战三周 防疫资源零准备

当中的步步失据,还得从2019年底说起。事实上,当香港媒体开始报导武汉出现“不明肺炎”后,截至2020年1月6日短短一周,特区政府已先后启动三级警戒系统至第二级的“严重”级别,为武汉抵港航班及列车的旅客做体温监测,召开严重应变级别督导委员会会议、把新冠肺炎纳入法定必须呈报的传染病。这套步步为营的防疫部署,原本沿袭了SARS疫情后建立的公共卫生防御机制,按理说足以应对疫情来袭。然而,此后近三周,尽管武汉乃至全国各地确诊人数不断上升,但特区政府完全放软了手脚,每天只是喊喊口号重复着“加强预防”,根本未能因应疫情再度提升的应变措施。直到1月23日香港出现通过高铁输入的确诊病例,港府才把基本的“旅客健康申报制度”从武汉抵港航班扩展至高铁站。

更离谱的是,是时特首林郑月娥正在瑞士出席世界经济论坛,整个香港政府竟要等她1月25日(大年初一)返港后,才把防疫计划提升至最高的“紧急”级别,由她亲自主持督导委员会、领导指挥中心,宣布暂停湖北抵港航班和高铁,扩大健康申报制度至所有从内地入境的旅客(而非所有入境者)。形同虚设的机制,后知后觉的反应,花拳绣腿的防控,完全未能响应香港市民“提心吊胆”和“水深火热”的情绪,难怪“港人自保”的躁动会被趁机炒起。

特区政府掉以轻心的这三周,最大的缺失莫过于没能及时建立包括防疫装备(口罩、防护衣、护目镜、消毒用品)及防疫资源(隔离病床、检疫中心)的补给制度。事实上,该制度和上述应变机制一样,早在SARS疫情后即被港府委任的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专家委员会和医院管理局辖下的SARS疫症检讨委员会写入检讨报告,要求加强防疫物资储备。特区政府只把口罩等防护用品的供应按平常使用率推算,增加至三个月的储备量,隔离病床仍一直维持在SARS疫情期间的1,400张,大型检疫场所更是拖延到2009年爆发H1N1猪流感疫情后才考虑增设,待疫情结束后又不了了之。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常规性补给已经不算特别充沛,危机性补给更是缺乏,自然为后续抗疫工作埋下“炸弹”。

作茧自缚 漠视社会歇斯底里

所谓“迟到总比不到好”。当香港民众以为港府总算有点反应,甚至寄望它开始积极防疫以展现治理能力、扭转反修例的颓势,港府却在之后的一个月不断刷新这支被誉为“全世界最高效”施政团队的能力下限。首先,只要稍有分析能力,就不难看出普罗大众的焦躁不安主要源于口罩短缺,只要港府确保口罩供应,肯定能在一定程度上安抚民心。可惜,从1月初开始,眼见口罩市场的频频扭曲失控,特区政府始终囿于自由经济的教条,盲目相信市场机制总会自我调节,不愿主动介入以稳定价格或增加供应,完全未能“急市民所急”。基于政府的“无为而治”,民间早就“一罩难求”,林郑月娥竟说港府在外地购买口罩时也要“挨贵价”,离地思维堪比晋惠帝的“何不食肉糜”,被揶揄为“何不买贵口罩”。

由于港府缺乏准备,导致香港的口罩供应出现较为严重的短缺。(AP)

特区政府搞不定市场的口罩短缺就算了,竟然连政府内部和医疗体系的口罩需求也无法满足,这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早在1月8日,当口罩供应开始紧张时,香港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明明公开保证,政府的口罩储备足够使用三个月,但不到一个月,就算把新增的口罩供应计算在内,香港也只剩下仅够使用一个月的1,200万个口罩,消耗量相当惊人,远超政府预期,导致前线医护人心惶惶,担心防护装备不足或对健康构成威胁。军心不稳之际,政府却无法展现“不惜一切代价”采购装备、保障医护的承担,直接为“医护罢工”的炒作提供了发酵空间。

2月上旬那场声称有9,000名医护参与的“医护罢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的。其实,香港在出现首宗确诊病例前,已有自称前线医护在社交媒体“放料”,指医管局未能提供足够装备;至出现首宗确诊病例后,藉反修例风波刚刚成立一个月的工会组织“医管局员工阵线”,随即联合20多个反修例的新工会发表声明,以香港公营医疗负担沉重为由,要求港府“全面封关”(实质只针对内地人,而非所有入境者)。该工会随后又故伎重演反修例的“联署行动”,利用“政治正确”裹挟民意,大张旗鼓罢工5天,导致医院服务大受影响。

突如其来的“全面封关”要求,又把反应迟钝且缺乏公共卫生危机管理科学认知的特区政府杀了个措手不及。SARS疫情过后,香港立法会《调查政府与医院管理局对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爆发的处理手法专责委员会》报告即指出,港府制定防控政策时“未有充分考虑到粤港两地往来频繁的跨境人流”,没有就此提出任何关于防控疫情的人流管控措施。而向来得过且过、缺乏前瞻意识的特区政府,自然没有汲取教训成立任何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人流管控机制,更没有权衡疫症风险和社会成本制定出最高效益的管控策略。

举棋不定 “反政府”躁动再起

于是,面对群情汹涌的“全面封关”要求,港府一时间也不懂应对,甚至有点被舆论牵着鼻子走。一方面坚称不会答应医护人员的政治要求,另一方面又采取目标模糊的“局部封关”,把13个出入境口岸减少至3个,令每日入境的内地旅客由1月29日的27,780人次减少至2月4日的9,511人次。直到2月8日,港府才推出更高效的管控措施,要求任何从内地入境人士都必须接受为期14天的“强制隔离”,藉此增加两地人员的出入境成本,成功把内地旅游压缩到每天不足1,000人。

港府在封关的问题上举棋不定。(AP)

这套“走一步看一步”的人流管控措施,从数据上来看确实不可谓不成功。因为自2月4日开始,香港就再没出现新增的“输入病例”。这原本可以用来反驳充满偏见的“全面封关”之说,亦能戳破罢工团体的政治炒作,但特区政府不懂得为自己的政策成效提供有力解说,难免有向极端抗争手段屈服之嫌。事实上,有不少市民认为,如果没有医护罢工,林郑月娥就不会局部封关,输入病例也不会因而大幅减少,香港的疫情恐怕会更加失控。打赢了“封关”的“胜仗”,那股自反修例风波开始就被激起的抗争亢奋再次热血喷张,并被顺理成章地鼓动成2月中旬那十多场“反检疫中心”和“反指定诊所”的抗议示威。

和口罩短缺一样,用来隔离监察的检疫中心和集中肺炎病源的指定诊所,都是缺乏防疫资源补给制度惹的祸。特区政府虽在1月初启动防疫计划至“严重”级别,但在之后的三周,可谓“雷声大雨点小”,根本没有及早备好防疫资源。直到1月23日确诊首宗病例后,才临时启用3个度假村做检疫中心,且一共只能提供90个单位。两天后,港府宣布改装未入伙的粉岭公共屋邨晖明邨做隔离中心和医护宿舍,却因被指“咨询不足、靠近民居”而引发强烈反弹,有黑衣示威者甚至沿用反修例的极端暴力手段,向可能被征用的升晖楼大堂投掷汽油弹,导致设施被严重烧毁无法使用,港府只能撤回决定,又承认选址时考虑不周。不过,港府并非首次征用公共屋邨做防疫所,在SARS疫情期间,在天水围天恩邨和钻石山琼轩苑一共设置2,300个临时医护宿舍单位,当时根本没有反对声音。

毫无施政原则的举棋不定,也毫无疑问地开了坏先例,令港府进退失据。以至于,当港府改用远离民居的美孚翠雅山房和火炭骏洋邨做检疫中心,甚至筹备把全港18区的部分普通科门诊所改造成专门收治疑似新冠肺炎病患的“指定诊所”时,也都惹来此起彼伏的反对声浪,而原因也不外乎“咨询不足、靠近民居”,即使有的诊所早就被征作防疫之用。尽管不少防疫专家如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和中文大学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一再强调那些检疫中心和指定诊所是合理选择,不会威胁居民健康,但民众似乎已经陷入极度恐慌而无法自拔,加之乘着反政府“民情”得以在新一届区议会选举中“翻盘”的泛民主派一直从中挑动民怨故作刁难,缺乏领导力的特区政府除了“挨打”,就只有“挨打”。结果,抗议示威不断,警民冲突再现,那股把香港折腾得遍体鳞伤的社会躁动又冉冉升起,而那2,000多名滞留湖北的香港居民,却因香港隔离设施不足而迟迟未被港府接载返港。

防疫尖子 澳门又把香港比下去

香港手忙脚乱之际,反观一海之隔的澳门,自2月4日累计确诊10宗病例后,至今没有出现新增个案,治愈率高达50%。澳门的成功防疫,与新任特首贺一诚的当机立断、善用机制、灵活变通、真诚表达等不无关系。以让香港狼狈不堪的口罩供应为例,澳门于1月22日确诊首名肺炎病患后,翌日政府随即推出“保障口罩供应澳门居民计划”,每人每隔10天可用8澳门币的成本价格,到56间纳入联网的药房登记购买10个口罩,且药房每隔15分钟会在网上更新口罩存量,让市民一目了然。另外,在香港政府还浑然未觉的时候,澳门就采取学校延迟开课、拒绝发烧人士入境、逐一排查武汉人口、赌场暂停营运两周、供楼延迟偿还本金等连串防疫及纾困措施,让香港人艳羡不已,高呼“我要贺特首”。

澳门政府的防疫措施获得了普遍赞誉。(Reuters)

其实,早在SARS疫情期间,澳门已经缔造只有1例确诊并痊愈的“防疫神话”。而这次的成功防疫,不仅是澳门政府注重公共卫生管理工作的厚积薄发,还归功于澳门官员懂得利用“一国”之下地区之间紧密联系的优势,消除“两制”之间的繁文缛节,与内地直接交换最新数据。例如,贺一诚早在1月中下旬就邀请内地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就防疫措施提供意见,之后一直保持联系,随时调整措施。另外,1月23日,贺一诚还与珠海市召开联防会议,决定共同加强出入境防疫措施,禁止发烧人士出入。多管齐下的防疫部署,令澳门在“没有封关”的情况下,没有新增确诊,也没有社会抗议。

再看看香港,一直死守“两制”分野,事事报请中央,结果制造了不必要的地区屏障,反倒让自己束手束脚,该联络的不敢去联络。相当讽刺的是,面对疫情紧张、口罩短缺,贺一诚表明“国家正在打仗”,重申“澳门应该做好自己”,先向全球搜购,如非必要都不要向国家提出请求。反观林郑月娥,她首次主持抗疫督导委员会会议时,就强调自己已经去信国务院希望确保香港口罩供应。截至2月中旬,港府至少通过港澳办从内地购入1,700万个口罩。

哀而不鉴 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

要强力领导没有强力领导,要治理认知没有治理认知,要科学管理没有科学管理,难怪港媒彭博社评论指出,香港已经出现有如“失败国家”(Failed State)的社会状况。在社交媒体盛行而社会又严重撕裂的当下,谣言和假消息满天飞,欠缺执政权威的特区政府根本无法与社会进行有效沟通,更遑论主导信息传播,导致夸大恐慌的不实信息占据舆论主流,一再打乱港府的防控节奏,难怪“港人治港”会沦落成“港人自保”,实在不可谓不惨。

惨归惨,不管是香港政府还是香港市民,如果继续鸵鸟只顾哀叹,不懂吸取教训改过自新,那么当再有疫症来袭,“香港真惨”就会变为整个特区“自我实现”的预言,如《阿房宫赋》所云: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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