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体制遭质疑 真正的叩问是“中国不是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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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部分国家对中国政治体制总抱有深深质疑,尤其当中国碰上波折时,各类借机否定或攻讦体制的言论便会纷纷出笼。例如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黑利(Nikki Haley)称“我认为中国政权正在面对反抗”,并指责社会主义模式“为人类带来苦难”。表面上是对中共与中国政治体制的怀疑与厌恶,更深层的扣问其实是:中国能否算是个“正常国家”?甚至──算不算个“国家”?

美国前驻联合国代表黑利日前于演说里,抨击中国体制与社会主义。(AP)

依据西方政治学的标准,主权、人民、领土、政府四要素一应俱全,中国怎会不是个“国家”呢?但事实上,这种观点曾盛行一时。如出生于中国的美国学者白鲁恂(Lucian Pye,1921─2008年),就以中国“是个假装成国家的文明”一句闻名;而英国学者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1872─1970年)则又将类似观点传入中国,于上海演说时直指“中国实为一文化体而非国家”。

透视“中国不是国家”立论的用意,既有帝国主义的政治野心,亦有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陌生。毕竟西方世界很难想象,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Westphalian system)与民族国家之外,为何有个国度能同时兼具广土众民与多民族并存的特质,民族、语言、边界都不一致,但仍屹立长达千年之久,却又矛盾地庞大且衰弱,在欧美列强的船坚炮利前竟不堪一击,这必定是中国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所致!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面临这种扣问,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几乎都多少受该视角影响,并以此为前提思索中国迈向现代化的方式。譬如被誉为“最后儒家”的梁漱溟(1893─1988年),就称许过“罗素眼光何深锐至此”,指责中国“缺少国家应有之功能”,户籍地籍不清、重文轻武全成了国不成国的理由,但又褒扬“以社会而代国家”的伟大文化。历史学家雷海宗(1902─1962年)也称“汉以下的中国不能算为一个完备的国家……二千年来的中国只能说是一个庞大的社会,一个具有松散政治型态的大文化体,与战国七雄或近代西洋列强的性质绝不相同”,显有统一王朝不如战国七雄组织完备之意。

中国广土众民与多民族的国家特性,令西方与日本曾借此宣扬成中国并非国家而仅是个文明。(新华社)

而即便是捍卫中国文化最深、最盼切中国摆脱思想与政治殖民的钱穆(1895─1990年),也免不了入其彀中。渠解释中国人“常把国家观念消融在天下或世界的观念里。他们只把民族和国家当作一个文化机体”,看似超越欧美民族国家的狭隘,但实质迎合欧美式民族国家才属“正常”的预设立场。后又于《中国社会演变》里说道:“唐代以来的科举社会,它的病痛在平铺散漫,无组织,无力量。而所由得以维系不辍团结不散者,则只赖它自有的那一套独特而长久的文化传统,与由此所形成的强固民族意识”,这更形同肯定“中国非国家”论,也自相矛盾地否定自己频频称颂的中国传统政制。

倒是受唯物史观启发的吕思勉(1884─1957年),直截了当地阐明“社会发达到一定的程度,国家就出现了”,“国家总必有阶级,然后能成立”,并指出古今国家定义不同。虽然这套用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年)“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的说法,但吕思勉以中西阶级对立的共通性,而非像其他人强调中国天下观与文明观的特殊性,从而逃开因这特殊性而产生的“中国不是国家”陷阱,无疑是种突破。

倒是撇开现代政治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对国家的定义不谈,中国几千年来始终倾向中央集权,有稳固的官僚制度、赋税制度与常备军,绝不能被视为缺乏制度、更不该被视为非国家。略举几例,比方王莽想征讨匈奴时,将领严尤反对并清晰地缕述难处:“发三十万众,具三百日粮……计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胜;牛又当自赍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卤,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军出未满百日,牛必物故且尽”。这若没有完备的动员与统计能力,势必无法估算大型军事行动的花费与风险。

再以战争与建设为例,中国历代均有对外征伐的纪录,如隋炀帝甚至还在攻击高句丽前,“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好让物资汇聚到涿郡(今北京市)后再支应辽东前线。若无严密的国家体系与威令,要如何号召百万人民修凿大型工程,以及如何分配与调度人力和物资?还有敦煌文书里,总有村里百姓所授田亩不足额的纪录,这也显示古代中国政府的缜密行政效率,绝非如黄仁宇所訾议、缺乏国家所需的“数目字管理”技术,也不像梁漱溟批评的缺少国家应有功能。

由于中国文明的绵延,以及广土众民与多民族国家的特质,使西方或日本难以归类与理解其国家属性,总以为该放弃边疆领土或径行采纳西方式民主制度,才能凝聚为合格的“民族国家”或“正常国家”,甚至部分中国人士也心向往之。此外,中国又采取社会主义制度,这让资本阵营更习惯以敌视与疑惧的角度打量。说穿了,对于中国体制与国家存在合理性的质问,多少带有“西方中心论”的色彩,未尊重中国历史的特色与体制选择的权利。

然而,古今中外从无一套制度或国家十全十美,故不应持双重标准过于严苛地排斥中国制度、甚至国家存续的合法与合理性。何况国家理论既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同样也能毁弃政府权威甚至分裂国家。所以在审视海内外的批评时,中国可以实事求是地改进如此次肺炎疫情中,出现的各种因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所出现的问题外,亦须仔细透视诸般批评底下的深层扣问,究竟是真心关怀中国人民、抑或带有弦外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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