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思录:瘟疫魔咒和所谓“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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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大邱市在新冠肺炎疫情打击下的萧条景象。(Reuters)

2月28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称初步核算,全年国内生产总值逼近百万亿元人民币(1元人民币约合0.14美元),比上年增长6.1%;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一万美元(70,892元),比上年增长5.7%……

坦率讲,在2018年至2019年持续两年的中美贸易战影响下,在中国政府启动结构升级转型迫使“落后产能”退场的背景下,如果统计数据属实,不掺杂任何水分,那的确是一个不错的成绩。

然而,面对这样一份优异的答卷,恐怕大多数人都高兴不起来,也很难继续沉浸在打赢对美“国运”之战跻身全球第一经济大国的兴奋想象中。不久前,很多人以为,只要中国国内不乱,稳扎稳打,那么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维持大约6%的经济增速,那么假以时日,甚至可以更明确点地说5年至10年时间,中国即可以十拿九稳地重回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位置,实现中共所宣布的“中华民族复兴”目标。对于这一点,其实中国社会上下都对中国崛起抱持着一种固有的乐观情绪,哪怕是那些对中国当下经济发展和“二次改革”持有不少批评的人,也很难拒绝这一令人兴奋的预言。中国崛起似乎是不可逆转的,不可阻遏的,哪怕与美国爆发旷日持久的贸易战——甚至全面“战争”,也大概率只是延缓这一天的到来而已,“时间是站在中国这一边的”。

但令人意外和错愕的是,“国运之战”恰恰不是发生于与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敌人之间,而是突入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截至目前,人们很难评估这场瘟疫对中国已经造成了多大的创伤和经济损失——而对比17年前的“非典”测算第一季度经济和全年经济增速,更是白搭,因为中国社会上下从1月末便几乎陷入了停滞,停滞一切生产、一切消费,甚至封城、禁足。人类历史上可以说从来没有发生14亿人集体被按下“暂停”键的记录,而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也在2月24日“17万人大会”上则径直说,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过很多磨难,但从来没有被压垮过,而是愈挫愈勇,不断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

如今,这一灾难已造成近三千名中国人死亡,而为了遏制疫情投入各种力量更是不计其数。从历史上看,瘟疫虽然并非影响历史进程的决定性因素,但是古今中外,瘟疫对当时的社会乃至国家政权的影响,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却是不容小觑的。事实上,无论是中国历代王朝历史记录还是西方世界的《圣经》,还是其他文明的文字和非文字历史,都保留了大量有关瘟疫是如何与战争、自然灾害一样成为导致人口锐减的刽子手的内容。

20世纪70年代,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威廉·H.麦克尼尔(William H.McNeill)在他的那本著名的作品《瘟疫与人》中列出相当多的推论,比如斯巴达和雅典的战争中雅典的失败仅仅是因为斯巴达尚武吗,比如600名西班牙人是如何将天花带到美洲毁掉阿兹特克文明,普法战争中两万士兵是如何失去战斗力的……而同样,一些中国学者则从中国人口史和瘟疫史的角度去发现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兴衰之间的联系。

在这本书中,作者认为“技术和知识,尽管深刻改变了人类的大部分疫病经历,但就本质上看,仍然没有也从来不会,把人类从它自始至终所处的生态龛(作为不可见的微寄生关系和一些人依赖另一些人的巨寄生关系的中介)中解脱出来”。

瘟疫被残酷地认为是一种实现全世界(或者局部)生态动态平衡的一部分,而人类的积极主动干预则并非毫无止境。不过,即使如此,麦克尼尔可能都无法否定,进入近现代以来,人们所能够做的远比当初多得多(当然我们也更脆弱得多,尤其是在发达的城市)。随着认知的深刻人类共同体意识的强化,瘟疫笼罩下将不再仅仅是“国运”问题,不再仅仅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兴衰。人类共同命运意味着大家可以采取交流经验、共享技术等方式,采取更多以往人类历史上无法难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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