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谈国是:自由离汉进京的H女士 中共“太过”的封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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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一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持续紧张。中共高层数次召开会议强调,“疫情拐点仍未来临。”但在此情形下,来自疫情重灾区武汉的神秘“H女士”在封城情形下,顺利离开武汉,并进入了戒备森严的北京,引发外界热议。公众追问不止:这位H女士是如何从武汉,跨越大半个中国进入北京的呢?这中间有没有权力寻租或利益输送?

伴随着的事件的发酵,中共高层亦被惊动。2月26日晚,中国司法部调查组合湖北调查组,彻查该事件。期待事件真相能够水落石出。但无论如何,该事件已对中国政府的公信力造成了重大伤害,而在疫情爆发之初就深陷舆论漩涡的武汉,此次再成为舆论争议焦点。外界对其封城防控设置渐失信心。

武汉既然封城,那么刑满获释人员可以成为例外吗?(Reuters)

武汉封城“形同虚设”?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疫情爆发后,中国多地被曝在疫情防控过程中采取了“过度执法”、简单执法、粗暴执法”的情况。中国公安部副部长杜航伟2月26日亦坦承,一些阻止病毒传播的封锁措施做得太过了。

他在新闻发布会上罕见承认,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在疫情防控行动中出现了“过度执法、简单执法、粗暴执法”的情况。此前,政府一些行为引发公愤,比如不戴口罩的河南村民被绑在墙柱上接受教育,4名重庆市民因在家打麻将被罚抬麻将桌游街示众。

另据《纽约时报》对中国各省和主要城市政府公告的分析,中国已对至少7.6亿人实施了不同程度的出行限制,这一数字超过了中国总人口的一半。

那么,武汉“H女士”特例,似乎又在折射特权魅影。事实上,社会中的特权现象并不少见。比如此前曝光的武汉市第七医院医护被领导要求刷马桶事件。在医护人员在抢救病人的时候,有一名患者咄咄逼人,要求护士先把厕所刷了。后来一查之下,才知道这名患者是一名领导,是湖北省市场监管局筹备组副组长,在借着权威肆意妄为。

武汉政府再次被外界质疑。事实上,早在2020年1月底,中国大陆舆论已形成一片要求问责的声音,地方政府(武汉与湖北)与专家组已在媒体上进行过几次“交锋”,《财经》与“财新”2月26日的报道基本可以看作是新的延续(当然并不全是一方向另一方发难)。这究竟是不是北京大学一位学者口中相互推卸责任的“官场现形记”,值得探究。

1月27日,武汉市长周先旺接受央视一对一采访拉开了被网友视为“甩锅大战”的序幕。在那次被周先旺自己评价表现可以打“80分”的访谈中,他透露出一点关键信息:我上报了,但没权披露。这一点在2月11日武汉地方官媒旗下“汉网”的一篇评论文章中可以得到印证(尽管那篇奇文呼吁“何不给市长暖暖心”被很多网友怒批“跪舔”)。不少法律人士也为这一观点提供了专业支撑:根据中国目前的传染病防治法,依法披露疫情的责任主体是中国国家卫健委。

1月31日,已被免职的时任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接受央视采访时,承认采取管控措施晚了,感到“内疚、愧疚、自责”,同时还提到两个时间点:12月30日、31日,武汉已将情况上报中国国家卫健委;1月12日、13日,当泰国曝出第一例感染者后,武汉采取了机场测温、高铁站测温等措施。

不过很多网友认为,马书记提到的防控措施都太流于表面,与邻近省份河南、四川的反应相比,仍然不合格。

而中国国家卫健委派出的专家组成员似乎并不认为武汉上报了疫情信息就可以把自己洗白。2月2日,舆论漩涡中的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和危重症医学科主任王广发,回应了自己在1月10日引发质疑的“可防可控论”。作为1月8日第二批进入武汉的中国国家专家组成员,王广发表达了两个核心观点:其一,专家组拿到的资料有限,只有41例确诊病例,当中有两起聚集性病例,专家组也请教过中国疾控中心的专家,仅凭这些资料没法得出“人传人”的结论;其二,判断不是一个人能做出的,而是集体一起研判,但研判的原始的资料有欠缺,甚至有些信息根本没拿到,判断上就会失误。

但针对上述观点,也有网友提出了质疑:亲赴武汉的专家组被材料“牵着鼻子走”,是否也有些官僚作风?

而网友也在2月27日通过技术分析,质疑中国国卫建委官网的一篇文章。总体而言,该篇文章发布于1月14日,文章内容是针对武汉肺炎疫情的一些指示,强调了人传人的危险性,以及要做好严格的防控措施等。但网友分析称,这篇文章的后台真正操作时间为2月22日左右。现该篇文章已无法打开。虽然文章罗列了诸多技术分析路径,但真实性仍需考证。

但无论如何,现今疫情防控形势十分严峻,尚不是问责时间。等到疫情过后,中国或将层层调查,针对很多地方暴露的问题,一一给的公众一个回复。现今仍需各方团结一致,应对疫情。

中国官方在2月26日发布消息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2月26日召开会议,听取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汇报,分析当前疫情形势,研究部署近期防控重点工作。

报道称,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为支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捐款。但官方并未提及七常委的捐款金额,以及捐给什么机构或部门。

此外,正所谓“为响应习近平和党中央对广大党员的号召”,率领中共中央赴湖北指导组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也于2月28日捐款支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此外,上海、天津、贵州等中国各地也都于近两日展开捐款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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