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港如何重新定位 邓小平时代智慧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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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2月20日通过网络向港区中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发表题为《同舟之情,携手走过崎岖》的公开信之后,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又于2月28日到由驻港中资企业承建的鲤鱼门公园度假村香港紧急防疫观察中心A区项目现场,看望慰问工程建设者。这位今年1月4日出人意料地被调任中联办的中共政坛老将,已经隐约展现了与前任不同的治港风格。

紧随骆惠宁之后,同样是卸任地方大员(骆惠宁曾担任青海和山西省委书记、夏宝龙曾担任浙江省长和省委书记),比骆惠宁(1954年10月)年长两岁的夏宝龙(1952年12月)也在2月13日被宣布担任港澳办主任,成为骆惠宁的直接上级。

2017年12月14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中共五代领导人照片。(多维新闻网)

中南海这种打破常规的人事任命,让外界对中央治港思路和做法有了积极印象和期待,也被认为是在以问题导向的角度,通过治港体系和人事调整,着手解决这些年治港工作存在的问题。

香港回归已经23年,但是这23年一直不太平静,尤其是最近几年以来,先是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占中运动”,港独和本土激进思潮涌起,去年又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反修例风波,香港虽然早在1997年就实现了主权回归,但是在人心的层面反而却越来越疏离,“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施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内外挑战。那么,在今天的现实条件下,夏宝龙和骆惠宁如何寻找自己的历史定位,更好的实现这种期待?从历史中寻找智慧是个很好的选择。

2017年12月14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中共五代领导人照片。(多维新闻网)

历史不断前行,虽然经验主义不可犯,但是前行过程中却总有相似的规律出现,前人在重要历史转折时期的解决问题的决策路径和方法总是能给后人的有益的启迪。就如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当年,面对香港一百多年殖民地历史形成的法律与制度基础和生活习惯,根据香港的特殊情况和中国整体改革发展的需要,创新性提出了用“一国两制”来解决香港回归后的制度安排问题。

此外,中共在收回香港的过程中和英方的22轮谈判背后,其实还经历了更多幕后较量,在这一才取得中英谈判的主导权,起草了香港基本法,奠定了“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制度的政治和法理基础。而在当年的这一过程中,邓小平的助手们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1983年6月30日,中英第一轮谈判结束后不久,当时的江苏省委书记许家屯(1916年3月-2016年6月)被正式任命为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委员会党组书记,并被派往香港工作。

许家屯可以说是中央正式派往香港的第一位高级政治干部,同时又承担着在技术层面如何和英国殖民当局斗争,和香港社会沟通,促成香港回归和一国两制落地的重要责任。其重要职责之一就是上通下达——既了解北京的想法,也能与香港各界有影响力的人士公开对话;既要向北京的最高层汇报,也要让香港各界打消对北京的误解和疑虑。

当时的驻港中共组织成员多是广州当地人,他们习惯于重复左派口号,被外界批评在思考香港的未来时“缺乏想象力”。许家屯意识到必须对中共驻港机构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造才能领导香港的过渡。

赴港后,许家屯参观学校、银行和公司,经常在各种集会、庆典和体育活动中讲话,与穷困市民交谈,参观各种类型的机构。他还招募包括港人的团队,分小组去了解香港政府各个部门和新界的每个民政事务处,这些小组使许家屯能随时了解香港社会所有领域的动态。

最终,许家屯的开放态度和了解香港的真诚愿望赢得了港人的信任。许家屯后来叛逃对中国来说当然不可原谅,但这是另一个问题,至少在他领队驻港期间,成功改革香港的中共机构,使它能够培养富于想象力和亲北京的新成员——而他们就是北京培养的1997年开始管理香港的储备精英代表。在面对北京的中央政府时,许家屯同样一反此前派总是驻香港官员总是大唱赞歌粉饰太平的做法,向中共高层真实反馈港人的不信任情绪,让中南海意识到要实事求是地把重新赢得香港的民心作为头等大事。

此外,曾担任中英谈判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并代表中方草签《中英联合声明》的周南,曾经担任港澳办主任、参与制定《香港基本法》的姬鹏飞,均在那个年代以邓小平助手的身份,在香港回归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即便他们的实际工作难免有不足之处,但是究他们以自己的努力和实际行动解决了当时的问题。

今天的香港,某种程度上处于二次回归的过程——情感以及文化的回归。但是今天的情况又显然和1997年之前的情况不一样,今天治港工作的主要任务,是要保证“一国两制”能全面准确落地实施,解决香港社会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并促进香港和内地社会的全面融合。但是另一方面,香港今天的情况又和回归前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对中央政府的严重不信任情绪,报喜不报忧的官僚行为,尤其是深陷香港利益结构的一些治港机构,这些都需要回归前的那种实事求是态度。

2017年12月14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中共五代领导人照片。(多维新闻网)

在治港工作中,现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所以能让大家信服,就是他能像邓小平一样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看待香港问题,能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掌握好政治和技术两个治港维度并做到融会贯通。

但是另一方面,也必须认识到,这些年治港机构与治港官员并不能将习的治港主张有效落地,使得香港问题越来越严峻,因而就有了最近以来治港体系和重要官员的调整。在新的历史任务中,如何面对当下,抓住香港面临的主要矛盾解决,去解决今天的问题?答案有待探索,而历史是个很好的启示。它不仅是中南海高层要思考的问题,也是上任不久的夏宝龙和骆惠宁需要是探索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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