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达的今日 为何号称防肺炎的伪药偏方谣言屡禁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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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后,抢救的速度有多快,有关哪些偏方甚至伪药可防治的谣言诞生速度就有多快。譬如近期日本就因盛传花岗岩、玄武岩可杀菌,导致买家们高价抢购;中国也特别设置联合辟谣平台,澄清诸如沉香可预防新冠病毒、光催化设备能杀死病毒之类的荒诞流言。其实伪药与偏方的出现几乎与正规医药一样古老,毕竟不是人人都有条件或财力享有严谨的医疗服务。

对于层出不穷的防疫谣言,中国官方致力澄清。(微博@平安重庆)

中国古代为了齐一用药规格与推广医疗,自北魏宣武帝(483─515年)在位时,便“更令有司,集诸医工,寻篇推简,务存精要,取三十余卷,以班九服,郡县备写,布下乡邑,使知救患之术耳”,向地方郡县颁布30余卷医书药方。唐玄宗天宝五年(746),也将《广剂方》里的重要方子榜示于地方:“特念僻逺之家,未能缮冩,闾阎之内,或有不知……逐要者于大板上件録,当村坊要路榜示”。

即便是在兵荒马乱、四分五裂的五代十国,后梁太祖朱温(852─912年)也不忘下诏“凡有疫之处,委长吏检寻医方,于要路晓示。如有家无骨肉兼困穷不济者,即仰长吏差医给药救疗之”。宋朝对于医事的诏令更是有增无减,且编纂医药类书的规模远迈前代,比如《神医普救方》、《太平圣惠方》、《简要济众方》等都是颁行地方传钞的医书。由此可见中国历代许多执政者视民如伤的使命感,绝非全然“何不食肉麋”的颟顸政权。

可惜立意再好,在交通与信息流通不便,以及利益驱使下,伪药偏方仍层出不穷,连药铺也罔顾人命以假乱真,北宋黄庭坚(1045─1105年)就曾痛诋过这种乱象:“然市中人治药,以丁代丙,以乙当甲,甚贵则阙不用,其治病十不能愈三四”。因此宋朝特别设立和剂局与惠民局,以价廉质优的医药施救百姓,意欲杜绝“假伪售真”的流弊。

不过这仍消弭不了广大百姓对偏方伪药的误信,更断不了庸医牟利的念头,因此南宋高宗(1107─1187年)在位年间,竟还得下旨告诫:“访闻今岁患时气,人皆缘谬医,例用发汗性热等药,及有素不习医、不识脉证,但图目前之利,妄施汤药致死者甚众”。连和剂局与惠民局也因监督不严,发生“药材既苦恶,药料又减亏,稍贵细药,则留应权贵之需。四局所卖者,惟泛常麄药,缺者多而赎者亦罕”的弊端。试问,若连官署都为了省钱与优待权贵而带头调制伪药,百姓的医疗水平又如何改善得了?

宋朝刊行过不少医书与创立药局,意欲向民间普及医疗。(搜狐网)

清末民初之际,中国传统医药在西方科学的冲击下频遭质疑,伪药与偏方歪风也乘着政府失能分裂的时机,与资本主义的列车更疯狂流播。譬如华洋杂处的上海滩便充斥不少劣药与造假广告,不是号称可戒鸦片瘾,就是标榜改良人种,或是假托欧美所制以哄赚消费者。比如华益大药房推销的“卫生补元汁”,就耸动地宣称“此汁乃本药房独得之秘方,由七国卒业文凭医学生所授,经东瀛国手暨孟河良医陈君化合察究,咸称无上妙品”。更甚者,还有如香港屈臣氏药房公然于《字林沪报》上,刊登广告宣传拥有李鸿章、左宗棠、刘坤一等晚清名臣赠送的匾额,借以自抬身价,与当今利用名人渲染效果的手法如出一辙。

不过比起资本主义发源地的欧美国家,中国的这些乱象还算不上什么。自称“响尾蛇之王”(Rattlesnake King)的美国牛仔克拉克‧史坦利(Clark Stanley,1854─?),振振有词地介绍自己曾向印地安霍皮族(Hopitu-shinumu)学习秘术,独家调制的“蛇油”(Snake Oil)可治疗关节炎与任何疼痛。结果1917年美国政府调查他的产品后赫然发现,当中没有任何一滴蛇的成分,反而有牛肉脂肪与红辣椒,下令予以罚款,也让“蛇油”从此成了历久不衰的诈欺代名词。

还有曾担任过路易斯安那州参议员的勒布朗(Coozan Dudley LeBlanc,1894─1971年),在竞选州长失利后改行卖药,将维生素B、维生素C、蜂蜜、酒精混合后包装成名为“哈达科尔”(Hadacol)的新药水,号称可治疗高血压、关节炎、哮喘、糖尿病、心脏病、肺结核等,简直无所不包。透过便捷的交通与媒体,向全美国巡回推广这药水,并付钱做了许多夸大广告,曾有一度是仅次于可口可乐公司的美国第二大广告用户。

1949年广播电台播出了使用者的“亲身体验”:“两个月前我不会读写。但我喝了四瓶哈达科尔后如今正在教学学校”;或是“我以前无法跨过围篱,也无法在没有辅助下从椅子起身,但从我服用八瓶哈达科尔后,我可以自己系鞋子,也感觉能跳过六呎高的围篱与不顾一切”。如此荒诞不实的“证言”,却风靡美国大地,使勒布朗靠着每年数百万瓶的销售数字跻身大富豪的行列。

虽然勒布朗后来因财政拮据而迅速将公司脱手,但讽刺的是,并非大众发现“哈达科尔”疗效不实致使销量下滑,而是因为勒布朗没缴65万美元以上的税金与积欠供货商220万美元,接手的买主在发现烂摊子后不得不宣告破产。至于勒布朗本人则全身而退,丝毫没因公然传谣虚假药效受过半点法律罪责,十足地呈现资本主义的荒谬。

无论古今中外,伪药偏方的出现既代表人民对疾疫的无助、对缺乏有效医药的另类控诉,也代表对私心私利的追逐,甚至不乏有心人士刻意混淆视听,故难以消灭。加上现代传媒发达,真假信息四处流窜,人类的理性实在敌不过陌生病毒散播的恐惧感与资本利益的侵蚀。而要如何制止这类歪风,恐怕仍须政府强而有力的治理体系方能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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