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访谈:从特朗普痛批美国CDC看中国疾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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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当地时间3月13日,总统特朗普宣布,鉴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美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而在此之前,特朗普公开痛批美国CDC“反应不足,还慢”。美国CDC在这次疫情防控中究竟表现如何?以美国CDC为参照系,如何重新思考中国CDC当下的问题与未来的改革?围绕这些问题,多维新闻记者专访了安邦咨询(ANBOUND)的首席研究员陈功。2003年,陈功作为北京市“非典”联合指挥部的成员参与了北京对抗非典(Sars)的行动,对于今次的新冠肺炎也进行了密切的追踪观察。

多维: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呈现蔓延趋势,舆论尤其关注美国疫情的情况。您长期在美国居住,怎么看现在美国的疫情局面?特朗普日前在推特上批评了美国的CDC,称“数十年来,美国疾控中心一直在审视、研究其检测系统,但却什么也没做。在面对大规模流行病时,它一直反应不足,还慢。他们甚至还希望全球大流行永远不发生。”你如何评价美国CDC的防控措施?

随着疫情在世界范围内走向扩大化,特朗普亦不得不就此发表全国电视讲话。(AP)

陈功:他们明显在犯错误,病毒为美国制造了30%的问题,他们的外行和惊慌失措为美国制造了另外70%的问题,这种情况与中国的情况几乎完全一样。人类在对于一些公共危机的时候,特别要抛弃意识形态的观点,客观的去看问题,结果真的就是这样,中美两国的意识形态不同,甚至彼此仇视,但现在面临的情况实际却是一样的。

对美国来说,现在最大的错误就在于,没有分清楚病毒的治疗和病毒传染的控制,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专业领域。医生熟悉的是治疗,公共政策专家熟悉的是控制,抗病毒药物属于治疗的部分,疫苗和检测属于控制的部分,由于病毒的变异存在,疫苗开发和利用的前景是有限的,那么最有希望的控制措施,显然就是病毒的检测。因为只要能够做到及早发现,就能做到避免传染给更多的人。

所以对美国来说,要尽早开发的不是疫苗和药物,那是没有希望立即获得可信赖成果的领域,而是要尽早获得一种成熟的可以供普通大众使用的,可以在CVS销售的,像体温计一样的检测设备,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这个简单的设备和简单的测试,立刻就知道自己是否存在病毒感染!就像妇女通过验孕棒,随时可以知道是否怀孕一样。

我跟美国很多生物学家交谈过,我知道美国现在就有很多成熟的科学成果,可以用于这种检测设备的开发,我相信甚至大约只需要2-3周的时间,美国就能拿出来可靠的产品。关键是要知道传染病控制的正确方向,如果仅仅是寄托希望于抗病毒药物,寄托希望于疫苗,那么华尔街的股市可能“熔断”几次了,但真正控制传染病却一点希望也看不到。

美国现在对于控制病毒传染提出意见的人很多,但外行太多,官僚太多,把时间都用于瞎扯,甚至谁负责控制这次的传染病疫情都成了争执的问题。我实际也不知道现在是谁负责?Mr. Pence还是Mr.Azar?我只能从传染病的控制经验来看,验证病毒传染病基本症状的权力,一定要下放、交给病人,利用简单设备,获得概率较高的可靠证据,争取在第一时间发现,进行控制,避免传染给更多的人,这才是关键。

美国原有CDC的系统程序,集中认证,这是一个巨大的、骇人听闻的疾病控制漏洞,虽然有助于管理研发经费,但这样的体系完全不能应对传染率很高的新冠肺炎病毒,病人在得到“有权确诊的人”确诊之前,幸运的没有死去,但也完全有可能已经将病毒复制、传染给了很多人。

多维:您提到了美国CDC的问题和漏洞,其实对于这一次中国前期的预警和防疫滞后,很多人归咎于中国的CDC体系出了问题,虽然SARS之后有了网络直报系统,但CDC作为卫健委下属的一个技术部门,只有建议权,没有决策权,而且外行领导内行情况严重。因此,美国的CDC被认为是可以学习的对象,至少在体系设计层面。对此,你怎么看?

陈功:与美国疾控中心(CDC)相比,中国CDC的地位的确不高,兵不强、马不壮、权不大。美国CDC拥有1.4万名正式员工和1万名合同制聘用员工,年度预算超过120亿美元。强有力的行政职权和绝对权威地位是美国CDC实施高效防控的必要条件。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美国CDC可根据事态发展形势迅速作出封闭机场、封闭餐馆、疏导人群等重大决策,重大事项可直接向总统汇报,应急管理效率极高。美国CDC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提供决策参考和技术指导,还帮助提升各州和地方公共卫生机构的技术和能力,后者决定了地方机构是否能够发现,并迅速阻断可能发生的健康威胁。

多维:面对这样的“问题”,接下来该怎样改革?此前,钟南山院士也公开建议,CDC地位一定要提高,而且一定要有行政权,如果不是,以后可能还会出现这次的问题。

陈功:改革公共卫生管理体制将成为中国疫后改革重建的重要任务之一,已成为全社会焦点的CDC很可能难“逃”改革。在中国的社会现实中,如果中国CDC确定要进行改革,也不可能一步到位。更现实的做法可能是,以CDC整合国内现有疾病预防队伍和资源,形成全国性的CDC体系,同时理顺中国CDC系统的职能和权力。实际上,给钱、给人、扩权在中国可能都不是大问题,但值得一问的是,如果对中国CDC提级扩权,相关部门是否想好了CDC应该成为怎样的机构?应该如何改革?如果不想明白这些,中国CDC的改革有可能被看成是一场要钱要权但成效未知的机构扩张。

在我们看来,今后中国CDC在定位、职能、服务、人员等多个方面,都需要与过去有很大不同。最大的变化可能是,中国CDC要从一个专业技术机构、一个顾问型专家集中的地方,变成一个高度重视信息的公共政策服务机构,一个有能力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协调机构。改革之后的中国CDC,除了拥有技术型专业人士——流行病专家、病毒学家、医生和院士之外,还应该包括相当数量的公共政策专家。如果疾病传染变为一场涉及公众的公共卫生事件,那么对事件的应对和管理就超越了技术层面,从而成为更为复杂的公共卫生决策、政策协调和政策执行活动。

多维:似乎每次面对不明原因的重大疫情,总会发生官僚与专业人员之间的对冲。中国的官僚主义,被认为是这次防疫严重迟滞的主要原因之一。尤其是早期阶段,医疗机构、公共卫生部门与政府的沟通渠道还不通畅,公共卫生信息难以转化为及时、有效的决策。

陈功:要强调的是,重视信息应该成为CDC体系的重要“基因”和内在要求。中国国内曾有流行病学专家表示,流行病学是疾病预防控制的基本专业支持,主要包括疾病监测、疫情报告、现场调查以及公共卫生决策。在一定意义上,流行病学可以看作一门“情报工作”。其实,整个CDC的工作又何尝不是如此!公共卫生领域的研究、预警、决策和执行都要基于及时、准确的信息,并立足信息基础来制订行动方案。从中国此次应对新冠疫情的情况看,尤其是早期阶段,医疗机构、公共卫生部门与政府的沟通渠道还不通畅,公共卫生信息难以转化为及时、有效的决策。正因为这一点,贻误了早期控制新冠疫情的黄金时间,导致“小病”变成“大疫”。

未来,中国CDC的职责和权力需要重新调整。从公共政策角度看,应该包括如下方面:(1)加强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早期预警,摒弃陈旧落后的“维稳思维”,中国CDC应该有独立的警告发布权;(2)重大事件可直通最高决策层,并直接面向中央和国务院提出政策建议,定期向中央提供信息报告;(3)对地方CDC系统实行纵向技术指导、工作协调,在紧急事态下可指挥地方公共卫生机构;(4)在非紧急时期,要加强对各国公共卫生事件及预案的研究,形成系统的应急政策预案;(5)对国家公共卫生医疗物资储备进行技术性的监管,督促各级卫生部门和地方政府完善、强化管理;(6)推动各地针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进行演练,每年一个省若干个城市,轮流演练,严格监管和评估。

多维:回到美国的问题上。日前,美国疾病管理预防中心CDC近日发布了一条消息,怀疑去年10月至今在全美超过14,000例流感死亡病例中,有一部分可能是死于新冠肺炎。也有一些消息认为,这次新冠肺炎最早可能来自于美国。

在各种猜测声中,特朗普接受检测,结果显示为阴性。(AP)

陈功:我也注意到了美国CDC负责人的这种言论,分别在新闻报道和国会中出现过,但缺乏详尽而专业的解释,令人困惑。因为如果真的是COVID 19被误诊为其他病毒流感,那么一定还有其他的症状和信息将会表现出来的,如传染给其他人的人数?整个区域是否有持续的发病者?这些被判断为“误诊为流感”的COVID 19病毒患者,究竟是如何痊愈的?当地的医院是处理的?一大堆的问题可以清楚反映,这种流感病人是否真的是COVID 19病毒的患者!

我认为除了交叉感染形成的病例之外,由于现在的各种信息和病例基本没有这样的报道出现,缺乏其他证据支持这样的说法,所以美国CDC的这种猜测大体上应该视为是一种不专业的猜测,最多算是一种因检测方法而导致的可能性推导吧。

多维:按照人们的惯常理解,美国CDC应该是最专业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专业”猜测?美国的专家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什么角色?

陈功:你说的专家,恐怕是指的那些学术地位很高,教授或是博士,写过大量论文和著作,出场费动辄十几万美元,讲话理性而亲切的学者吧?他们都是受人尊敬的学者,读过很多的书,有人甚至就是专门搞医学史的学者,但遗憾的是,他们都没有完整的亲身经历过SARS,也没有亲身经历过这次的新冠肺炎。他们看到的往往是结果,他们的研究基本都是以结果来回归的过程,展示的是一种可能性。

我不得不指出的一点,对于新冠肺炎的爆发导致的公共健康政策危机,美国没有任何一位真正的专家。到目前为止,我看到的唯有一位美国CDC的专家到过中国,专门去了解新冠肺炎,仅有一位,而且明显还是一位旁观者,其他人要么都在瞎猜,要么是在根据以往的经验,做出的推断。世界还明显缺乏经验,越早承认这一点,越有利于控制疫情在美国的爆发。

多维:以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扩散以及各国采取的防疫举措来看,在对抗COVID 19病毒问题上,世界各国最应该注意什么?

陈功:我认为各国最应该注意的是老年人的健康保护,因为COVID 19病毒对于老年人的死亡率是相当高的,这一点也是与病毒性流感一样。目前我的观察表明,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对老年人是欠缺保护的,意大利更是这样,老年人的死亡率极高,死亡者的平均年龄达到81岁,这太令人震惊了。各国普遍缺乏对老年人的有效保护措施,事实上已经达到了人道主义灾难的程度,这绝对是不可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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