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媒体如何在清末捏造“假新闻” 只为分裂中国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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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国家无端指控中国治理新疆政策的做法由来已久,上从政府下至媒体,不时在“言论自由”的保护伞下彼此援引、自证其说。譬如美媒《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甫于美东时间2020年3月17日,刊登《你喜爱的耐克可能是强迫劳动所制。这就是为什么》(Your favorite Nikes might be made from forced labor. Here’s why),延续作者替澳大利亚战略政策学会(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所撰、声称中共强迫维吾尔人劳动生产的报告论调。这种编造新闻讯息进而扭曲中国政情的行径,起码可追溯到清朝末年,绝非近代才开始。

欧美政府与媒体指控新疆教培中心与工厂,存在强迫劳动的现象。(新华社)

以新疆为例,当浩罕汗国将领阿古柏(Muhammad Yaqub Bek,1820─1877年)于1865年介入新疆回乱并据地称王后,相继向英国、俄罗斯与奥斯曼土耳其等国求援或缔约。因此为了分裂中国与扩大在华利益,英国既透过官方表露不希望清朝收复新疆的心思,又通过报刊鼓吹“复疆必败”的论点,希冀影响清廷决策,在很大程度上也让力主“海防”派的官员有了口实去反驳“塞防”派。

而散播“新疆无用论”最力的,非1872年由英国人美查(Ernest Major,1841─1908年)于上海创刊的《申报》莫属。《申报》原名《申江新报》,乃近代中国第一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在启迪民智与传播要事上居功厥伟,但在1907年被华商收购前,其立场不免替欧美回护,并时时引用英媒《泰晤士报》(Times)与《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报道评点中国,故时而出现双重标准的尴尬。尤其在左宗棠率领湘军于1876年预备西征收复新疆之时,《申报》更是杜撰许多子虚乌有的“假新闻”误导视听想阻止清军步伐。总的来说,可分为财政、军事与善后等三方面。

财政上,《申报》屡次刊载“新疆劳师糜饷不胜计数, 实为中国之累。以有用之财取其不毛之地,已属失算”、“中国收回新疆后非竭关内各省之财力不足以守,其耗费定非前代所能及”之类的意见,甚至胡乱编派左宗棠“自前岁用兵关外,至今所用兵饷将及千万两,兹再借一千万两”、“左帅于去年借用西国之债一千万两之后,复欲借贷西国之债二千万两”的新闻。

英国、俄罗斯与奥斯曼土耳其等国均不乐见阿古柏政权遭消灭,还给予军火与金钱援助,图为阿古柏手下的卫士。(军事评论网)

然而,左宗棠在1875至1878年之间的戡乱军费年均不过881.7万两,借款虽达2千多万两,但实际上是向华商与洋商借款的合计,根本没有《申报》所报道的那样夸大,且在光绪年间很快就还清,也因此更没出现《申报》所举的奥斯曼土耳其“仅恃每年告货积债,临近亡国”的败象。

军事上,《申报》杜撰的报道可谓汗牛充栋,这篇不是说左宗棠部下缺饷哗变、那篇就是说清军避战毁城,或是干脆宣称阿古柏大军已占领嘉峪关、甘肃全省“沦陷”的警讯。1876年6月1日《申报》还刊登《陕甘传闻》,称左宗棠大军已遭阿古柏截断同内地的联系,川、陕、晋、鄂等省正派兵火速出关救援。但彼时左宗棠部正顺利向哈密与吉木萨尔进军,军粮辎重也正川流不息地自甘肃向新疆转输,根本没被隔断。最让读者哑然失笑的是,6月5日《申报》竟发布了《西陲恶耗》这么一则爆炸性“独家”,称“传左爵相统领大兵西征回部,近已败退,爵相亦阵亡”,将活生生一个左宗棠给写死了。

统领清军西征出关没多久的左宗棠,被《申报》刊登假消息称其已战死。(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申报》既在预算与军事上替大清“操心”,又“善意”地提供诸多善后之策,比如主张让阿古柏成为像朝鲜、安南那样的藩属国,中国还可与之签约通商牟利。还有于社论《再论借贷征回事》宣称:“新疆之地如此难于处理,不如与欧洲各国商议,中国与欧洲各国均不必据有其地,于各回部中择定最为驯良为回人所共服者,立之为君,以为亚、欧两洲枢纽之国,使为两洲不侵不叛之臣,如春秋时间于晋楚之郑,庶几可为中国之藩篱,不费中国之财力,又不至为欧洲各国所夺取,否则中国自行守边于数万里沙漠之外,直欲驾秦皇而上之,岂长久之计乎?”说白了,就是遵循英、俄的方针,令阿古柏政权摇身一变为“正常国家”,不让清朝收复西陲失土。

面对这些奇言怪谈,左宗棠很是痛恨,痛骂过“《申报》本江浙无赖士人所编,岛人(指英国人)资之以绐中国”,但他更厌恶部分士人动辄拿西洋报刊言论替自己观点撑腰。比方李鸿章上奏节省西征军费以备海防的奏折,就提过“外国新闻纸及西路探报”是他搜集新疆情报的来源之一,而他“一面招抚伊犁、鸟鲁木齐、喀什噶尔等回酋,准其自为部落,如云、贵、粤、蜀之苗、瑶土司,越南、朝鲜之略奉正朔可矣”的弃疆主张,也被学者发现同《申报》社论脉络相仿。

左宗棠因此很不满地向友人抱怨道:“《申报》乃称回部归土耳其,土耳其已与俄、英通款贸易,中国不宜复问。合肥(指李鸿章)据以入告,并谓得之亦不能守。此何说也?”,还意有所指地批评“洋事坏于主持大计者, 自诩洞悉夷情,揣其由来,或误于新闻纸耳”,对李鸿章等人偏信西洋报刊贻误国政的行径颇不以为然。虽然这其中掺杂湘淮政争的私怨,且对于信息不够流通、交通尚未现代化的彼时中国来说,利用报刊洞悉西洋动态也无可厚非,连左宗棠本人也读《申报》。但若毫不考究便随手引之为决策的参考,委实过于轻率,更容易落入欧美列强设好的语境与政治陷阱里,李鸿章在这点上不能不受检讨。

由此可见,欧美利用媒体操弄舆论、进而影响中国政局的手法,早已使用了百来年,即使当前中国信息发达、平均教育水平也高,但仍无法完全杜绝西方话语霸权的进逼。最可怕的是,像《申报》那样引用春秋郑国典故提倡让新疆成为藩属、以中国传统包装列强私心的笔法,至今仍不时可见,且不易给读者察觉。一旦读者不肯实际走访或查证,执意抱持外国报道必定较属实客观的成见,那便容易轻信虚实相参以眩人耳目的“假新闻”,不自觉地在思维上自我殖民与替欧美的利益辩护。读者实应更审慎、又更批判性地阅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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