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观察:从刘鹤报告窥测中共如何在疫情危局中寻找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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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翻地覆谁得知,如今正南看北斗。”一场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不到三个月,已经让全球剧烈动荡:最先爆发疫情的中国,2020年前两个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13.5%,服务业生产指数下降13%,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及出口分别下降24.5%、20.5%和15.9%,2月份PMI指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只有35.7%,调查失业率突破6%……后发疫情国家同样影响巨大,欧股跳水,美股半个月内4次熔断,美联储在祭出空前手段——降低基础利率至零之后,当地时间3月23日再将原定的7,000亿美元量化宽松计划上限取消。在当天的声明中,美联储称将购买“必要规模的”国债和机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以支持市场平稳运行和货币政策有效传导。【查看最新疫情点击】

世界局势变化如此空前,“不要再讨论经济危机什么时候来,它已经来了。”有观点如断言全球经济危机已经来临,也有分析坚持认为这种结论出台为时尚早。但是不管怎样,新冠肺炎疫情已经让“全球性经济危机”成为话题,疫情过后世界格局将重新洗牌几成定局。身处其中的中共高层,会如何看待并应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新危机、新挑战?

长期扮演“智囊”角色的刘鹤,在习近平时代逐渐来到台前,参与中共十八大后经济改革。(Reuters)

北京时间3月22日,有微信公号全文刊出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2013年2月出版的研究报告《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这是刘鹤担任中共中央财经委(原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期间,带领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国家开发银行等研究团队,对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1929年全球经济大萧条的发生、演变和影响进行比较研究。从中可以一窥中共高层对于经济危机的研究思路和基本观点。

一,经济危机总与货币政策相关联,中国央行怎么办?

在这份报告中,刘鹤认为,无论是1929年的全球经济大萧条还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都和货币政策相关联。

报告称,在两次危机之前,最方便的手段是采取更为宽松的货币信贷政策。1929年的大萧条前,泛滥的信贷政策引起了股市的泡沫和投机的狂热;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美联储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金融放松监管和次级贷款都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使得经济泡沫恶性膨胀。在经济泡沫导致消费价格上涨的压力下,货币当局不得不采取紧缩货币政策,从而捅破了泡沫,改变了投机者的心理预期。

纽约股市2020年3月16日大幅低开,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超7%,触发当3月第三次熔断。(新华社)

按照这样的逻辑,美联储目前正在进行的无上限宽松政策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美联储日前进行的降息和宽容政策被舆论形容为“史诗性”的“核武器”,但是市场反馈并不乐观,3月23日道琼斯指数用下跌3%(近600点)还回应美联储的政策激励,要知道,在过去美股跌1%就算是大跌。

虽然中国政府3月23日宣布“以武汉市为主战场的全国本土疫情传播已基本阻断。”但是经济全球化下中国显然无法独善其身安联集团(Allianz)旗下贸易信用保险公司裕利安宜(Euler Hermes)3月初发表报告预期认为,单单2020年第一季,因冠状病毒疫情引致的全球贸易损失已达2019年全年中美贸易纠纷产生的总和。

中国央行将如何调整自己的货币政策备受瞩目。公开信息显示,在多个国家央行纷纷奔向0利率的背景下,中国央行似乎仍在保持自己的定力。

2020年2月1日,中国农历春节的节后复工之前,中国人民银行会同其他四个金融部委共同发布《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通知》,明确了金融防控疫情的主要发力方向。其中包括“加大货币信贷支持力度”,“通过专项再贷款向金融机构提供低成本资金”,“支持金融机构对名单内的企业提供优惠利率的信贷支持”,“中央财政对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给予贴息支持”,“有发展前景但受疫情影响暂遇困难的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不得盲目抽贷、断贷、压贷”,“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企业到期还款困难的,可予以展期或续贷”等。可见,中国央行的这些措施,都是结构性的宽信用政策,没有明确采用全局性的宽货币措施,即定向宽松而非大水漫灌。

“目前从3月份以来所掌握的支付结算的数据,包括存贷款的数据动态来看,实体经济持续向好,估计在第二季度各项经济指标会出现显着改善,中国的经济增长会比较快地回到潜在产出附近。”3月22日,在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中国央行副行长陈雨露如此表示。

2020年3月22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请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中)、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周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李超、国家外汇局副局长宣昌能介绍应对国际疫情影响,维护金融市场稳定有关情况。(新华社)

陈雨露还称,下一阶段中国的货币政策方向重点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分阶段把握货币政策的力度、节奏和重点,始终保持流动性的合理充裕,特别是要实现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与名义GDP增速的基本匹配,并且可以略高一些。二是要发挥好结构性货币政策的作用和政策性金融作用;同时,要加大对中小银行补充资本,发行金融债券的支持,以进一步提升商业银行整体信贷投放意愿和能力。“最后是要继续推进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改革,以此引导贷款实际利率不断下行,积极引导银行体系适当让利给实体经济。”

从近期调研情况看,中国上市公司复工率已经超过了98%,高于中国全国平均水平。金融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股市的估值水平处于历史低位。总体看,外部环境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尚未改变中国资本市场平稳向好的趋势。

二,面对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意识形态化三座大山,中共如何突破束缚。

刘鹤的研究报告认为,(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各国政府)决策者总是面临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意识形态化的三大挑战,市场力量不断挑战令人难以信服的政府政策,这使得危机形势更为糟糕。

在面对严重危机的时候,主要国家在应对政策上总犯同样的错误,特别是应当采取行动的时候总会错过时机,应当采取宏观扩张政策的时候则采取紧缩政策,应当开放和进行国际合作的时候往往采取保护主义政策,应当压缩社会福利、推动结构改革的时候却步履艰难甚至反复和倒退。

这些明显的错误在事后看起来显得可笑,但对当事人来说,实施正确的政策却困难重重。这是因为,大危机在人的一生中往往仅会遇到一次,决策者缺乏经验,又总是面临民粹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化这三座大山,政治家往往被短期民意绑架、被政治程序锁定和不敢突破意识形态束缚,这几乎是普遍的行为模式,这一点在2009年12月开始的希腊债务危机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刘鹤的报告特别强调,1929年和2008年两次危机中的市场力量都是高度政治化的力量。报告认为,如果仅从经济角度认识问题而忽视其政治属性,就会犯重大的判断性错误。比如2012年欧债危机持续发展,法国、希腊、西班牙等国的民意普遍左转,民族主义和极左、极右势力明显抬头,大选之年政府不得不迎合民意,许多有利于债务问题解决的政策难以实施,欧债风险迅速上升。

同时,在市场大幅波动中获益是大金融资本的逐利本性。在一些软弱的政府政策面前,国际金融市场力量往往起到“树欲静而风不止”的作用,这种力量又与在野的政治力量相结合,使得当政者处境岌岌可危。这一点,在2015年的中国大股灾中曾经体现。

当时在国际游资唱空中国和国内利益集团抵制中共高层改革要违规博利的双重驱动下,A股市场2015年年中迎来一场危机空前的大崩盘,从当年6月到7月,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当中,中国沪深股市股指近乎拦腰截断,时任中国证监会主席肖钢推出的熔断机制并未能挽救市场,匆匆推出又匆匆取消。中国政府当时采取了投入超过1万亿人民币的资金做多、限制卖出、动用公安机关查处恶意做空等举措“暴力”救市,与空方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多空大决战。最终中国股市流动性恢复,但股市20万亿人民币财富灰飞烟灭。2015年的A股风波不仅仅是一场股灾,一场政府被迫参与的多空博弈,更是中国金融监管漏洞的一种极端爆发,以至于有观点将之称为“经济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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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从2019年延续到2020年的新型冠状病毒的影响,从实体经济到金融市场,中国经济将再一次迎来空前的挑战。中南海高层将如何应对?

在2020年2月23日的17万人电视电话动员会上,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承认新冠肺炎疫情不可避免会对经济社会造成较大冲击,但经济增速和社会发展目标仍要实现。当时他正式抛出有序复工复产的8点主张。3月6日,中南海召开“十八大以来最大规模的脱贫攻坚会议”,在这一会议上习近平重申“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是党中央向全国人民作出的郑重承诺,必须如期实现。”3月1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公开放话,只要2020年就业稳住了,“经济增速高一点低一点都没什么了不起的。”不过确保全年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至关重要。

“危机往往从经济大幅跳水开始,由泡沫破裂走向失业率攀升,由经济困境加重转向社会矛盾激化,由经济社会领域转向政治领域乃至军事领域。”刘鹤的研究报告解释了为何每遇经济下行压力时,中共为何更重视就业问题。

不过,从中共高层近期的公开讲话看,中共各级地方政府要实现经济目标,又要完成脱贫任务,同时又要确保疫情防控。“三座大山”加身,对任何一个政府来说这都是一场左支右绌的考验。但是显然,中南海已经主动做好应对考验的准备。

三,危机将导致大国实力的转移和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化,中国如何抓住机会。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在他的名著《大外交》一书中曾指出,世界每隔百年会出现一个新的全球大国。刘鹤团队在2013年年初出版的这本《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中认为,全球经济危机具有强烈的再分配效应,它将导致大国实力的转移和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化。“基辛格定律”可能被再次验证。

1929年大萧条后世界经济重心由欧洲转向美洲,美国在世界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美元占据支配地位,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诞生,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发生后,全球发展的重心则向亚太地区转移,二十国集团(G20)平台产生,世界实力对比正在急剧变动,国际经济秩序正在发生变化。

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不仅已经给各国航空和旅游业带来沉重打击,也让全球金融市场遭遇罕见恐慌。截至3月24日,全球已经有超过40万人感染,超过18,000人为此死亡。随着疫情出人意料地猛烈爆发,人们越来越担心新冠肺炎大流行的危害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严重。彭博社此前曾表示,如果新冠肺炎大流行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全球GDP等到(2020年)第四季度恢复的时候,世界经济可能会损失2.68万亿美元。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包括美国、日本和欧元区在内的各个经济体都可能陷入衰退。总部位于伦敦的研究机构牛津经济研究院已将其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2.5%下调至2.0%。

新冠疫情暴发已经升级为一个全球性事件。主要经济体似乎有必要合作提出同步的对策,以防止全球经济陷入衰退。但是从近期中美日趋升级的舆论战以及美国航母再次进入南海展示军事存在的行为来看,期待世界最大的两大经济体之间的联手合作似成奢望。

在此之前,因为中国近年的发展已经触动全球原有格局,引发美国的紧张和警惕,中美从2018年3月就开始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贸易战争。不仅如此,两国在台湾问题、新疆问题、香港问题上乃至科技和制造领域的摩擦与矛盾越来越明显。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更是让中美两国官员隔空论战,相互指责。

疫情在中国开始爆发时,曾有美国官员公开表示这是美国的胜利,因为疫情会让制造业从中国回流到美国。但是如今中国本土疫情高峰期已过,美国新增病例的速度已经赶超中国(3月24日,美国新增病例10,446,远远超过中国大陆常规统计最高增福2月13日的5,093例)。

这种疫情的反转让中国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只要中国政府能够管住境外疫情的回流,成功实现率先复工,将会进一步加深世界经济对中国的依赖,提高中国在世界产业链中的地位。而中国政府近期的已经将境外输入作为疫情防控的新挑战,比如近期包括中国民航局在内的多部门联合宣布目的地为北京的国际航班分流到周边12个机场口岸、所有入境人员实行“口岸检疫”后分流并进行精准跟踪管理的措施。

中国呼吸病专家钟南山院士3月18日在广州市疫情防控新闻通气会上说,“任何一个国家没控制好,地球就不安宁”。(人民网)

正如中国呼吸病专家钟南山院士3月18日在广州市疫情防控新闻通气会上所说,“任何一个国家没控制好,地球就不安宁”。作为全世界共同的敌人,虽然中美矛盾似乎有加剧之势,但是从中国和意大利和伊朗等多个欧亚国家的疫情防控合作态势来看,疫情或将促进中国改善和欧洲各国之间的关系,促进“一带一路”项目的落实,为后疫情时代的外交和经济合作奠定良好的基础。而这正是中国跟进一步走向世界舞台中央、获取更多话语权的良好机会。中共显然不会放过这个从危险中显露出来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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